许多人对于总统府常常抱有一种浪漫的想象，游客们看到那些站岗的花架子卫兵，都会被吓得加快脚步，好让自己远离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

但当我们开始谈论起距离总统府不远的党部大楼时？

“你是说，霍夫曼楼？算了吧，那个地方也只有我爷爷才会去——他是个老党员，可以免费在总部的咖啡厅里休憩、喝茶、以及与一帮子跟他一样的老头吹牛。”

这就是绝大多数沃尔夫堡青年人给我的回答。

年轻人呵！多么的无知，他们被浮夸的外观所迷惑，尽管自标榜为“受过科学教育的一代人”，但当视线转向政治领域，他们就把学到的科学观、自然观抛之脑后，以为驱使国家的政客们的权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秘之物了。

我总是对这群轻浮的少年们怀有一种无法消磨的偏见，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政治，在他们眼里：政治斗争和学校的斗殴区别不大，毕竟都是两拨人互掐嘛！权力更是如此了，总统就像校长，部长们就像各班的导师，校长远远比班导师管用，因为校园里的规章都写了“校长负责本校日常工作”嘛！至于党主席，则是学监，学监和校长哪个大？那还是校长嘛，因为校规里写了，“校长是本校的代表”嘛！

倘或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一场动员了全体内阁与党内高级官员的斗争，那就是小儿科了。

权力的斗兽场从来就没有规则而言，力量的对比、法律规定的地位，这些在真实的斗争面前都不作数：一如战争之中，将军们也很难猜到结局。

年轻人们喜欢总统府：它精致、安全、隔绝了闲杂人等，是小市民梦想里的“政治”的形象，哪怕总统府的前身是个饭店；

但我这种上了年纪的“老阁下”则喜欢党部大楼：它安静地矗立在街道的一角，小心地观赏着城市的风云变幻，它对所有人敞开怀抱、来者不拒，却也划分出来各人的活动范围，在我们这帮冷战的老古董的脑袋里，它比总统府更能体现我国的政治生态……

在游客们诚惶诚恐地快步走过总统府后，则会热情洋溢地买张门票、慢悠悠地参观党部大楼——是的，在80年代，买张门票就可以去党部大楼参观，甚至不需要党员证。

党部大楼的一层到三层对外开放，四层到五层对拥有特别许可的人开放——主要是沃尔夫堡市内，党龄超过20年的老党员——作为咖啡厅和活动室，五层以上则为日常的员工办公区。

魏格纳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则在第十五层，不过这一层没法通过一般的楼梯或者电梯到达，只能通过另一部专供党内高层和一小部分工作人员使用的电梯到达。

这一整层都是党主席和办公室成员的活动空间，哪怕办公室的成员们根本不在这里办公，却也贴心地为每位成员都留下了一间办公室。

如今，在红毯走廊的尽头，那扇由橡木与象牙制成的大门后：一个人的吼声把桌子上的台灯都震得一闪一闪。

“有一个梅瑟马赫就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怎么你也……唉，真要命。”魏格纳此时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使劲地按着自己的太阳穴。

坐在他对面的托德双手抱在胸前，低垂着脑袋，一言不发。

“你明明知道自己喝不过他，还不找个能喝的替你，这下可好，瞧瞧你趁着酒劲儿都说出去了些什么！”魏格纳一边骂着，一边拿起了一片头痛药丢进了嘴里，然后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我不建议你这么干。”坐在托德身边的霍斯特用一种冷淡的口气说道。

“什么？”魏格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我不建议你用伏特加来服药。”霍斯特扬起下巴，指了一下魏格纳手里的酒杯，“这只会让你头疼加剧的，保不齐还会让你晕过去。”

“晕过去？那倒省心！”魏格纳冷笑了一声，然后便仰起脖子，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霍斯特皱起眉头，尽管他没有再对魏格纳说什么，但还是贴心地前倾身子，按了下魏格纳办公桌上的通话键，

“梅尔女士，请你确认下医务官是否还在值班？”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松开按键，坐回到椅子。

“不过要我说，你也真是不小心。”霍斯特又转向了托德，“你怎么能把咱们引进苏联人的生产线，再把产品卖回去的计划就这么吐露出来？”

“那有什么办法，”托德的声音小得可怜，“谁让他当时跟我鬼扯就扯到这上面来了……”

“可你平时不是挺会装神秘的吗？”党主席的声音几乎是在怒吼。“哦，‘到时候您就知道了’，这话你不是每次面对议会质询的时候都会说吗？怎么一到这时候反而又说不出来了？”

“还不是‘酒将军’作祟……”托德的声音听起来更小了。

“你怎么还学起汉克说话来了？”党主席的声音愈发愤怒。“这是酒的问题的吗？欧文天天喝得比你多多了，我有时候都怀疑他来开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醉醺醺的，但他从来没有在这种地方说错过话！”魏格纳又按起了太阳穴，“真该死，也许当初我们就应该让他来当外交部长！”

魏格纳先生的这句话让托德的心里泛起了一阵恶寒，而对方却丝毫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

“古斯塔夫先生，我跟你发誓，我现在真的开始考虑要不要立刻跟欧文说，要他来接任外交部的职务了！”魏格纳狠狠地砸桌子，把面前的两人都吓了一跳。

“他除了每天把自己灌得烂醉外，简直是个完人：不抽烟、没有情妇、不收受贿赂、兢兢业业地驯服着每一个妄想挑战党章的傻帽，他还是个博士……”

“你那天还说什么了？没把梅瑟马赫的事也说出去吧？”霍斯特眼见魏格纳先生的火气越来越大，便转移了话题。

“没有。这倒也多亏了汉克和亚伯拉罕替我打圆场。”托德叹气道。“不然的话阿莱洛夫先生恐怕……”

“哼，还好意思说呢！”魏格纳先生打断了他的话，“幸亏有他俩帮着你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了，要不然你还能有机会坐在这儿冲我诉苦？”魏格纳顿了顿，平复了一下心情，接着说：“从现在开始，苏联人的事，由我来跟他们交涉，你先好好想想该怎么处理这个吧！”说着，他朝托德的方向甩来了一份报纸。

一般来说，纸媒在二十世纪是作为“第四公权力”而游曳于政府之外的存在。报纸的报道总是会让民众产生错觉：以为只消阅读哪个记者的几行字就能成为一名评论家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它将政治的准入门槛拉得太低，以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奠定的以“领主神圣”为基石的欧洲政治几近衰败。

通过报纸，政治家甚至都不再是法国大革命后，卢梭、孟德斯鸠、莫里哀那些启蒙知识分子笔下的“公意代表”，变成一群生活被狗仔（记者）们时时刻刻“视奸”的小丑。

好在上帝行义，奥斯蒂利亚的政治还没有完全堕落到被一帮子报社摆布的地步。

魏格纳甩出的这份报纸很普通，既不是仅供党委办公室人员查阅的“国内舆情清样”，也不是只在各部内部发行的“国情研究”，更不是仅供总统阅读的“今日国是提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长阅读的“公共安全简报”。

这只是份普通的报纸。

唯一的不同，就是右上角的日期：不是今天，而是明天。

“……样报？”霍斯特瞥了眼，旋即问道。

魏格纳点了点头。

报纸在国内发行前，要在头天印刷，于次日凌晨三点前交付国家新闻总局备案。这样是为了防止有些不听话的家伙愣是搞出一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大新闻。

当然，细微的漏洞只为境外媒体展开：外国报纸在奥斯蒂利亚国内发行的报备时间，固定为报刊发行前一小时内。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时间还惹不起跨国的传媒巨头，且因几个小丑闻就影响了他们的发行量也不好，毕竟这些传媒公司不在本国发布、也可以在全球同步发行。

托德把那报纸从地上捡起，刚瞥了一眼，便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坐在一旁的霍斯特也探过头来，只见那报纸的头版上用巨大的字体印就了这样的标题：《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在这行字的下面还有一行字号稍小的副标题：《爱娃·佩希特，G姓高官的金丝雀》。

古斯塔夫，他的名字是由“G”开头的。

“怎么说？”魏格纳眼见托德一言不发地愣在原地，一颗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鼻尖上滚落，便皱着眉头问道。

“我……我……这……”向来巧舌如簧的托德竟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据知情者称，在1978年至1980年间，一位外交方面的G姓高官先生至少有三次与爱娃·佩希特在同一时间于‘穆尔雅斯特国王’饭店下榻……”霍斯特扶着眼镜，眯着眼睛，读起了报纸上的内容。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魏格纳点起了一支香烟。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托德的眼睛。

“是，但也不是！”托德的语气中有几分焦急，又有几分委屈。“我们是住过同一座酒店，但那只不过是因为演员协会的活动举办方和西里拿尔委员会访问团官方所选择的下榻时间和地点恰好重合了而已！”

“重合了三次？”魏格纳把吐出的烟雾又吸回了鼻腔里。

“那有什么办法？”托德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要不是因为演员协会每次办活动都要请那么多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还有男演员……西里拿尔委员会那帮人才不屑于来咱们这儿访问呢！天杀的！那帮犹太佬被德国的疯子杀了六百万人，但他们还是像寄生虫一样趴在欧洲的每一家银行、每一个储户身上吸血！我有什么办法不巴结他们？豪华宴会，奢侈品购物，再带着去周边逛逛、去海岛上吹吹风，这些都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托德的声音听起来愈发的激动。

“那就只能从最肮脏的地方入手了嘛。找些名导和模特经纪人，和演员协会与影视行业工会商量好：找几个漂亮的姑娘，高挑的模特？还找了些漂亮的男明星……这些都不行，毕竟那些人看过、玩儿过的太多了，所以他们甚至还找了些童星……”还未等他说完，古斯塔夫的话便被党主席打断了。

“这有什么关系……等等，你的意思是……真的吗？”魏格纳先生显然也吃了一惊，不过他多年的从政经验让他的惊讶没有太过明显地表现在脸上。

“不光是女演员？”霍斯特也忍不住问了一句。

“当然！”托德两手一摊，“我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帮该死的犹太佬！”霍斯特恨得牙都快咬碎，却忘记了自己企业的董事会里还有着好几位犹太裔的“尊敬的先生”们。

“没有办法，他们可是‘西里拿尔委员会’啊！”托德只能叹气。

在当时，东西方的对峙使得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的运行，远远比现在困难。自1974年国际清算银行的建立开始，跨国间的银行合作逐渐广泛起来，以期通过国际银行的统一监管和标准化管理来建设一个较为完善、至少是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较为方便的资金流动体系。

西里拿尔委员会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凯恩斯与他的信徒们把控着战后欧洲各国的财政系统，以“充分就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日益增长的资本输出需求，福利措施和社会保障又进一步压缩了投资银行的超长期投资项目。在这种导向下，饱受“剑桥之苦”（凯恩斯曾在剑桥任教）的人们开始青睐“三冯”（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他们三位的全称里都带有‘冯’这一贵族的称谓）与他们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期待各国央行放松监管、大幅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并且以“控制通胀率”为导向进行经济调整。

在奥斯蒂利亚的西里拿尔地区，长期怀有不满的银行家与经济学家们开展了第一次聚会。这也使得紧随1974年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之后，1976年建立了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国际银行业自律与研究协会”，又被称为“西里拿尔委员会”。

组织甫一成立，便收到了来自哈耶克、弗里德曼与科斯的贺电。

一个由二战反犹政策的受害者们为主干的协会，正式开始了他们的运作。（二战前，欧洲各国央行实行私有化政策，被大多数犹太金融家垄断。因希特勒的反犹政策，阴差阳错地给予各国打击犹太金融业的契机，将各国央行收归国有，最有名的便是英格兰银行被英国政府国有化）

他们就如同魔术师一样玩儿弄着利率，并为每一个国家送去与之相配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世界观。

“好吧，先不谈这个，可是这上面还说有人目击到那个婊子从你的房里跑出来呢！”魏格纳先生的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

“可是……”

“嗯，准确地说，这上面是这么写的，”霍斯特插话道，“……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称，其在酒店工作时，曾见到一名疑似爱娃·佩希特的人物从奥斯蒂利亚外交部G姓领导者的房间中跑出。不过由于当时走廊中光线昏暗，因此其并不能确定从中跑出者究竟是否为爱娃·佩希特本人。据其本人口述称：‘当那家伙跑过有阳光照入的玻璃窗前时，她看起来与爱娃·佩希特简直一模一样；而当她跑入阴影时，却又只能看出她是一个披着床单光着脚在楼道里跑步的女人’……”

“行了，这我看过了。”魏格纳先生挥了一下手，用一种嗔怪的语气打断了霍斯特的话。“你来解释解释吧？”他又转向了托德。

“简直是无稽之谈！”托德斩钉截铁地回应道，“根本没人能证明那个家伙是谁，又是从哪儿跑出来的，保不齐那就是个有着什么怪癖的疯娘们儿！况且当时国际金融学会的泰勒先生也在我的房间里！”

“泰勒？格德斯坦·泰勒？”霍斯特摸着下巴，

“对，就是他！”古斯塔夫·托德一拍手。

“这么说，那个泰勒先生能为你证明佩希特没有进过你的房间了？”魏格纳把烟头按熄在了烟灰缸里。

“这……这恐怕不能。”

“哦？为什么？”魏格纳抬起眼睛，盯住了托德的脸。

“这……反正他肯定能证明那个婊子跟我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霍斯特靠近魏格纳耳边，悄悄说到：“格德斯坦·泰勒，那个‘西里拿尔委员会’的专家代表、国际金融学会的执行副主席，去年一月份曾曝出过恋童丑闻，而且曾抨击过我国的货币调控政策……”

“货币调控？我们连央行都没有！充当央行职能的经济委员会甚至到现在都没有凑齐全部的委员，连委员长都没有选出来！都这样了，他还认为我们的货币调控太过严苛？”魏格纳下意识地忽略了“恋童丑闻”，七分惊讶又带着三分愤恨地说道。

“呃，不是，他责怪我们的货币调控政策几乎没有、甚至于金融零监管。”

“……他也是‘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吧？”

“是的，哈耶克是他的博士导师。”

“那他还抨击我们干什么？我们难道还不够自由？”

“他认为我们的管控过于自由，以至于连他们这批鼓吹放松监管的经济学者也看不下去了。”

“……我不喜欢这个家伙，除了他还有谁能证明托德的清白吗？”

就在党主席办公室里的几人为了那只“G姓高官的金丝雀”急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在博多夫披萨饼店里，在汉克和瑞蒙德平时的固定座位上，又多了一位食客。

“听说今年要加开一次党代会？”瑞蒙德一边说着，一边摇晃着手里的酒杯，杯中的冰块与杯身相碰撞，发出了一阵令人愉悦的叮叮当当声。

“对。”一个雄浑的声音说道。“不，等等，不对。”那个声音又补充道，“准确地说，不是党代会，只是一次普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

“‘普通的’？不过这次全体大会的召开原因可一点儿也不普通，对吧，鲁谟克斯先生？”汉克一边翻着菜单，一边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想这你就不必问我了。”短暂的沉吟过后，那个雄浑的声音给出了一个经过了谨慎斟酌的回答。

“这倒也是。他们定下来要在什么时候开了吗？”瑞蒙德接着问道。

“七月份。”鲁谟克斯回道，“就在预算会议开完的第三周。”

“也就是七月六号。”瑞蒙德补了一句。

“所以为什么要安排得那么晚？难道只是为了和去年九月的全体代表大会拉开时间吗？”汉克问道。

“当然不是。”鲁谟克斯先生正要接着说下去，却被前来上菜的侍者打断了。

“您的主菜，先生。”侍者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大盘维也纳炸肉排放在了鲁谟克斯的面前。

“谢谢。”鲁谟克斯冲侍者挥了挥手，待他看到侍者走远后，他才又转过头来对汉克和瑞蒙德说道：“这是魏格纳先生的意思……咱们的预算会议几乎是咱们整个政府当中到场率最高的会议了，这你们肯定知道吧？”

“知道。”二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怕你们不知道，这段时间出了梅瑟马赫的事之外，还出了一档子事，”鲁谟克斯扭头看了看四周，确认了再没有第四双耳朵在听着他们的谈话之后，压低了声音说道：“是古斯塔夫先生，他那天在跟苏联大使谈话的时候喝醉了，把咱们国家跟苏联人做某一项贸易的计划给说出去了。虽然我不是很清楚那项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我很确定这个计划对苏联人肯定很不利。据说阿莱洛夫大使当天差点气疯了……不过你们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你们是从我这儿知道这档子事的。”他把一根手指竖在面前，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

汉克和瑞蒙德对视了一眼，哑然一笑。

“我保证。”汉克说道。

“我也可以保证。”瑞蒙德也说道，“绝对不是从你这儿听说的。”

“那就好。”鲁谟克斯坐直了身子，拿起了刀叉，音量也恢复到了先前的大小。“总之，魏格纳先生相信，肯定有人会借着预算会议的质询过程搞一些小动作，到时候免不了又要爆发些什么争执，所以必须得在召开全体会议之前留够时间来把这些争执平息掉。”鲁谟克斯切下一块炸肉排，塞进了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毕竟，咱们党的大会，你们也清楚，与其说是讨论，倒不如说是盖章。要是真把那些事情都放到大会上去讨论，那就来不及了。”

“说的是啊，”汉克接过了话，“不过会是谁，搞出些什么小动作呢？”汉克一只手托着下巴，歪坐在扶手椅上。他的身体向鲁谟克斯的方向歪着，眼睛却看向了瑞蒙德。

“谁知道呢？”瑞蒙德也同样看向了汉克。“对了，你们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看了。”汉克答道，他那仿佛能看穿人心的眼神就好像在说：“哼，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鲁谟克斯也答道。他还在嚼着嘴里的牛肉，那看起来又呆又愣的表情仿佛在问：“哦？又发生什么事了？”

“哦，那么，为了不坏了鲁谟克斯先生的兴致，我就先不剧透了。”那抹标志性的假笑又重新爬回了瑞蒙德的脸上。

“我只是担心，这恐怕只是一个障眼法。”在党主席的办公室里，三人还在探讨着。

“障眼法？”魏格纳看向了说出上面这句话的霍斯特。

“对。”霍斯特一只手抱在胸前，另一只手则捋着他的小胡子，摆出了一副正在思考的样子。“下周的预算会议上，他们肯定要耍些花招，但我想这件事情恐怕不会是他们的‘主菜’。”

“怎么讲？”

“风纪问题，虽然确实是一种很常见也很有效的借口——我是说出了这个和贪污之外，也没有什么更能激起民愤的事情了——然而要想化解这种事情也很简单。”霍斯特喝了口水，接着说道，“而相比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想搞垮某个政敌，就应该攻击他最真实的软肋。”

“比如说某个无法推脱的过失？”魏格纳又问。

“对，比如说某个无法推脱的过失。”霍斯特点了点头。

“即便冒着惹得苏联人想对我们国家实施制裁的风险？”魏格纳又点起了一根烟。

“哼，政客。他们也不过是一帮庸庸碌碌的政客罢了。不是所有的政客都有您这样的远虑。”霍斯特答道。真是完美的回答。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霍斯特刚刚的那番话显然使魏格纳十分受用，他把香烟递到嘴边，狠狠地吸了一口。

“这我倒也还没有想好。”霍斯特又摆出了一副沉思着的样子。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沉默了许久的托德发话了，他那如同一只胖老鼠一样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阴狠的笑。

“什么想法？”魏格纳吐了个烟圈，“怎么，你还想给阿莱洛夫大使‘治治癌症’？（这是流行于国家保密总署内部的一种说法，关于这个‘有趣的’机构，以及这种流行于该机构中的语言，在后文书中自会向读者解释清楚）算了吧，你还真当国家保密总署是摩萨德啊？”听得出来，他的声音中出了不满，还有不屑。

“将军，这儿有一份加急密保，刚送来的，您一定要看一下。”在博多夫披萨饼店里，一位内务部的秘书急匆匆地跑到了汉克的身边，把一份标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交到了汉克的手里。

汉克起身，向在桌旁用餐的二人点了一下头，便随着那名秘书走向了餐厅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他打开文件，翻阅了起来。

“是真的吗？”汉克对那名秘书耳语道。“你确定苏联人不是在为十一月份的阅兵仪式做准备？”

“是的，我们也问过了总参谋部的人。”那个秘书也同样低声耳语道。“但是看这次调动的规模，与先前的每一次阅兵都不一样。”

“是吗……这些是坦克吗？”汉克指着文件中的一张照片问道。

“不，那些是火箭炮……这些才是坦克。”秘书指着照片上的一片小白点，“这照片是美国人的卫星拍下来的，所以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不管是火箭炮还是坦克，在以往的阅兵中都从未有过这样的规模……”

“好吧。”汉克重新把那份文件封好，“通知对外情报总局，让他们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一旦又有是吗新发现，就立刻向我汇报。还有，把这个交给施特劳斯，让他再给总参谋部送一份备份过去，明白了吗？”汉克把那份文件又交给了那名秘书。

“是！”秘书敬了个礼，拿上文件跑开了。

这可不妙。汉克的心里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帮苏联人，又在搞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