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返校的那天，书包里装着半块硬邦邦的绿豆糕，那是姐姐从胡志明市寄来的。推开教室门时，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后排男生正在用英语课本折青蛙——这场景突然让我鼻子发酸，原来正常的日子，竟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冒着热气。

猪棚又添了十二只猪崽，粉嘟嘟的像会动的糯米团子；鸡鸭们在芒果树下扑棱翅膀，把去年冬天的萧条扑得七零八落。弟弟带着两个堂弟在院里追鸡，惊起的羽毛飘到我洗衣盆里，混着肥皂泡打转。家务依然繁重，可当我背着书包在晨雾里狂奔时，不再觉得脚步沉重——就像刚从过山车下来的人，踩在平地上的每一步，都透着劫后余生的安稳。

小城的春天总带着股子莽劲，树上的新叶还没长全，各校的竞赛通知就贴满了公告栏。我被班主任点去参加英语竞赛时，正在给母猪拌食。手里的木勺“当啷”掉进桶里，惊得小猪们挤成一团。谁能想到，在这个连外教都没见过的偏远地方，我这个天天闻猪粪味的丫头，竟一路懵懵懂懂拿了市级、省级两个第一。

颁奖那天，校长把奖状举得老高，阳光透过奖状上的烫金字，在我补丁摞补丁的袖口上投下光斑。可我心里清楚，这成绩里掺着多少运气——前两次竞赛没考听力，全靠死记硬背的语法题撑着，就像瞎子摸象，刚好摸到了象牙。

高三那年，全国联赛的通知下来时，我正在给弟弟补袜子。小叔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敲着门框：“河东市可是省会，比咱这儿气派多了。”他说这话时，身后的母猪正拱着食槽，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我攥着手里的积蓄——那是家教费、奖学金和竞赛奖金凑成的小布包，里面还有姐姐寄来的五元纸币，边角都磨毛了。

出发前一晚，我把布包缝在内衣里，针脚细密得像蚂蚁爬过。弟弟趴在床上玩玻璃珠，忽然抬头：“姐，你要是拿了全国奖，能去看妈吗？”我手一抖，针尖扎进拇指肚，血珠渗出来，在布上洇成小红花。窗外的月光斜斜切过猪棚，小猪们挤在稻草堆里，像一堆会呼吸的月光。

小叔的摩托车在土路上颠簸，后座的母猪时不时拱我的腰。黄土卷着尾气扑进嘴里，可我舍不得闭眼——路边的桉树高得望不到顶，远处的楼房像积木堆成的山。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方圆十里的地界，书包里装着姐姐寄来的英语磁带，磁带盒上贴着她手写的标签：“听坏了算我的”。

在河东市的一个月，我住在阮慧中学附近的教工宿舍。带我们训练的老师姓陈，总爱用红钢笔在我的卷子上画波浪线：“你的阅读语感很好，但听力……”她摇摇头，递给我一副旧耳机。每天清晨，我蹲在宿舍楼下的梧桐树下听磁带，露水打湿裤脚，耳机里的英文对话像一群游来游去的鱼，慢慢钻进耳朵里。

有天傍晚，我跟着陈老师去逛书店。橱窗里的《牛津词典》厚得像块转头，标价是我三个月的家教费。陈老师突然指着书架说：“你看，那是去年全国联赛的真题集。”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在书页上投下金色的边，我忽然想起小叔家的猪棚——那些在黑暗里拱食的小猪，终有一天也会走到有光的地方吧。

离赛前还有一周时，我在宿舍里背单词，忽然听见楼下有人用英语吵架。跑出去一看，是两个留学生在争论语法，他们手舞足蹈的样子，像极了弟弟和堂弟抢玩具。那一刻我突然笑了，原来英语不是考卷上的死符号，而是活的，像流水一样，能让不同的人连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摸出内衣里的布包，数着里面的钱。姐姐的五元纸币还在，旁边多了陈老师塞给我的二十元——她说这是“优秀指导奖”的奖金。窗外的月亮很圆，照得宿舍楼后的梧桐树影影绰绰。我把钱重新缝好，针脚比上次更密，心里却忽然踏实了：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已经走出了那间猪棚，走到了能看见月亮的地方。

英语尖子班的听力课，永远弥漫着铁锈味。老师那台大专时期的磁带机，每次转动都会发出老式座钟般的“咔嗒”声，像个患了哮喘的老头。有次听《新概念英语》，磁带突然卡壳，嘶啦声里竟混进几句模糊的方言——后来才知道，是老师老家亲戚借去录过婚丧嫁娶的录像。全班同学挤在讲台前，像看西洋镜似的盯着磁带机，最后得出的答案正确率不足三成，气得课代表把铅笔摔在地上：“这破机器，该进博物馆！”

久而久之，听力课成了自由活动时间。家境好的同学掏出日本二手 Walkman，耳机线在课桌下织成蛛网。我凑近时，总能听见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从耳机漏出来，混着磁带机的电流声，像碗甜咸交杂的怪味汤。她们涂着草莓味唇膏的嘴唇开合：“要听听力吗？我的磁带录了《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慌忙摆手，指甲抠进掌心——她们不知道，我连“立体声”三个字都要在心里默诵三遍。

没有听力设备，我只能把自己泡在语法书里。动词时态表被翻得卷边，阅读题的答案选项在草稿纸上抄了二十遍，连做梦都能看见定语从句在眼前飘。但只要开口念课文，喉咙就像塞了团湿棉花，发出的音比猪崽的哼哼还含混。那时我才明白，偏远地区的英语教育，就像用竹篮打水——漏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满手湿痕。

去河东市集训那天，我特意换上姐姐寄来的白衬衫，领口却怎么也熨不平。同队的五个女生踩着锃亮的皮鞋，书包上挂着迪士尼钥匙扣，说话时带着河内腔的轻快尾音。第一次上听力课，她们熟练地调试耳机，我却被有线话筒绊倒，耳机线缠在椅腿上，脸涨得比校服上的红旗还红。“没事的，”邻座女生帮我解开线，她的护手霜味道像新鲜的柑橘，“我第一次见外教也紧张得说不出话。”

集训老师姓黄，总爱敲着听力题册说：“听力就像剥洋葱，得一层层来。”可对我来说，这颗洋葱辣得人睁不开眼。磁带里的英音带着古怪的吞音，像把单词泡在水里煮过，模糊成一团浆糊。有次听一段关于农场的对话，我愣是把“sheep”听成“ship”，在图画题里给牧羊人画了艘船，惹得黄老师扶着眼镜笑出眼泪：“你这是要让羊出海啊？”

全国竞赛在河内的外语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走进考场时，我摸着兜里的准考证，上面的钢印硌得掌心发疼。听力试音时，音箱里传出沙沙的底噪，像无数只蚂蚁在试卷上爬。前五个题还能勉强捕捉关键词，到了长对话部分，声音突然变得遥远，仿佛隔着水坝在说话。我盯着答题卡上的 ABCD，想起小叔家的母猪下崽时，我抓阄决定给哪只小猪打疫苗——此刻的我，竟在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全国联赛。

最终成绩出来那天，黄老师举着我的成绩单在办公室门口大喊：“第三十名！咱们学校破天荒进了全国 30强！”她眼里泛着泪花，往我手里塞了个红包，里面是皱巴巴的十万越南盾。后来我才知道，她入职三年来，总被同事调侃“只会教哑巴英语”，而我这个光脚穿拖鞋的乡下丫头，成了她教案里最亮眼的案例。

返程的大巴上，我摸着书包里的竞赛手册，上面盖着河内的邮戳。邻座的女生正在用 Walkman听《昨日重现》，我鼓起勇气问：“能借我听听吗？”她摘下一只耳机递给我，音乐声混着巴士的颠簸涌进来，突然觉得那些曾让我头疼的听力词汇，竟像春日的稻浪般，一层叠着一层，在耳边轻轻摇晃。

多年后回忆高三那半年时光仍然熠熠生辉，照亮了我后面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