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的同班同学郭立回家，都要路过一个集市。这天，正好赶上开集。他在集市西边的路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块钱、几尺布票、几斤粮票。在当时，这也许就是一个农民家庭的一笔可观的财富。郭立生活在农村，知道这个钱包的份量。他站在广场一个土丘上大喊：“谁丢了钱包？谁丢了钱包？……”

许多赶集的农民叔叔、伯伯，摸摸自己的口袋，笑眯眯地走开了。这时有位四十岁模样的农民叔叔走了过来：“小同学，我没有丢钱包，也不是来掏要钱包。我只是提醒你，不要还错了人，让真正的失主找不到钱包。”

他只简单地问了几句，就坐在郭立的一旁，一声不吭地抽着旱烟袋。

有两个滑头滑脑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小同学，我丢了钱包。”

一个幌着脑袋说。另一个马上就接了话茬儿补充。

“我证明，这是真的。”

郭立同学刚要把钱包递过去。坐在一旁的农民叔叔说话了：“等等。”

他轻轻一拍郭立的胳膊，然后问那两个年轻人：“你们俩是哪村的？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是东庄的，到这里来赶集，不小心在路上把钱包弄丢了。”

这位农民叔叔笑着问郭立：“这钱包会是他们的吗？”

郭立马上明白了。他们是从集日的东边来的。自己是在集日的西边路上捡到的。南辕北辙，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呢？他向这位农民叔叔摇了摇头。

“你们钱包里有多少钱？”

这位农民叔叔又问到。这两个年轻人说不上来。

“钱包里还装着什么东西？”

农民叔叔又问到。

其中一个青年说：“就装着十来块钱，别无他物。”

农民看看郭立：“他说得对吗？”

郭立又摇了摇头。

这位农民说：“他捡得这个钱包，不是你们丢得。你们丢得那个钱包，可能有人交到派出所了……”

他回头对郭立说：“小同学，把钱包交给派出所的民警吧，他们会帮你把钱包归还给失主。”

那两个年轻人一听，赶快离开了。他们已经看到，两个身穿警服的人走了过来。

郭立同学把钱包交给了民警，民警做了详细记录。

后来，学校收到了派出所转来失主的表扬信。表扬郭立同学父子俩。

郭立同学说：“那位农民叔叔，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主动帮助我，帮我查找真正的失主。若不是他，那钱包真得就被别人冒领了。这的确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考虑问题要周到，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根据郭立同学的事迹，高波主动请缨，增加了两期专题黑板报，宣传郭立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高波亲笔写了编者按，那充满激情的文字，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还有的同学把它抄录下来做为收藏。

这两期黑板报，让郭立出名，让高波出名，也让48班出名。学校再一次掀起学雷锋做好事的高潮。

派出所的民警后来还专门找到学校，向郭立同学表示道谦。由于工作疏忽，弄错了关系，失去了和那位农民的联系。他们要想办法找到那位农民，表彰他自觉助人，帮助查找失主的精神。

虽然是一件小事。却牵扯了好多人的心。

“向雷锋同志学习。”开国领袖的这一题词，鼓舞了几代人。雷锋，大公无私；雷锋，以天下为己任；雷锋，为党为人民甘愿做奉献。雷锋，把社会公德推向一个极高的水平线。当时的学校、部队，是学雷锋最活跃的地方。

在当时的农村，学雷锋在青年人中也蔚然成风。高波的一位侄女讲，在小麦返青季节，一天晚上，明月高照。她们六、七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有的只读过几天书，有的就没上过学。在月光下，偷偷为生产队锄了一块麦地。她们是以实际行动学雷锋做好事。

第二天，队长带人前去锄麦，发现这块麦地刚刚被锄过。这几姑娘谁也没有说破事情真相，谁也没有向队长要工分。

学生们常说：分，分，学生命根。其实，工分对农民来说，才是真正的命根。那时，在生产队里，没有工分就分不来粮食，没有饭吃，还能有命吗？

在那个讲政治、学雷锋的年代，人们的追求、人们的理想，把社会道德标准提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线。

精神不是粮食，不能直接解决温饱，但是，人决不可以没有精神。人吃得再饱，没有精神支柱，他的腰也硬不起来。人饿着肚皮，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做支撑，就敢和强者对阵亮剑。这才是真英雄。

在当时，中国人虽然生活困难，因为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也敢在世界舞台上亮剑，谁敢小视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