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幕末的对外贸易情况

（数据部分来自麦克莱恩的《扶桑史》和安冈昭男的《扶桑近代史》，其它来自论文和网上资料。）

在1859年开埠之前，岛国的贸易对象是兰国、高丽和唐人。

1858年签署《安政五国通商约定》后，根据约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开埠。

因为当时的幕藩体制缺乏管理，加上幕末动荡导致的资料遗失，因此对外贸易数据很是零散——要到1868年之后，数据才翔实起来。

扶桑的出口的拳头产品以生丝、茶叶、蚕种和海产品为主，而进口商品中除了棉纱、棉织物、毛织物外，武器、舰船和机械工业制品所占比重最大。在贸易对象国中，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英吉利所占的贸易份额具有压倒多数。

横滨迅速成长为扶桑第一大贸易港，从横滨进口的商品占到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强。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从单项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粮食出口一直占据了很大比例：

万延元年（1860年）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命令主要输出品为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等的五个品种，这些禁止直接由产地送往横滨，必须经由江户的问屋对洋商进行统购统销。

杂谷呢，其实就是稻米为主的粮食。

也就是说，当时扶桑的粮食也是大宗输出商品——这个也能理解，后世什么有名的大米等农产品，不也是很受外商的欢迎么。而且当时中华因长发之乱动荡，粮食价格高企不下，操作好了，普通粮食也是有利可图的。

其它扶桑输出产品中，茶叶和生丝、丝绸的大量出口，同样是受到中华的影响：

1856年—1860年的亚罗号战争，1851年—1864年的长发之乱，导致中华的这些商品输出减少。

作为替代方案，西洋诸国开始从扶桑加大采购。

另外呢，这也和欧罗巴大陆的养蚕业受到重创有关：

1860年代，欧洲大陆的蚕疫病横行，其中在佛兰西和撒丁最为严重。这场蚕疫病，曾经使佛国的三千六百个市长、议长、及养蚕者上书上议院求助，可见当时之严重。

据说最严重的时候，佛兰西每年因蚕病要损失1亿法郎——大约是400万英镑，1860年代的400万英镑欧！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佛国科学院院士巴斯德，1865年7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之后找出了病因——某种细菌，因此他被尊称为“欧罗巴蚕医生”。

可是呢，扶桑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生丝、丝绸和茶叶的高昂价格很快一去不复返：

亚罗号战争、长发之乱的结束，使中华开始恢复这些商品的出口。

而更要命的是，1869年欧罗巴大陆的养蚕业开始恢复元气，而天竺的茶叶也成了气候。

1857年-1859年天竺反抗英吉利失败后，茶园开始普及。

19世纪50年代以前天竺植茶业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到19世纪60年 代以后，英人开始才当地纷纷投资兴 建茶园，掀起了第一次种茶高潮。

天竺的第一个茶叶公司成立于19世纪40 年代，当时英人殖民者把除了查布瓦茶园以外 的很多茶园出售给该公司——查布瓦茶园不卖，是因为华人经营的好。该公司在1852年售茶获利，消息传开引起轰 动。

1859年后，英人资本大规模进入天竺，除了重点经营棉花种植外，相当大一部分投人种茶业，使新的茶园纷纷涌现。

因此呢，在1867年倒幕达到高潮的时候，扶桑的对外贸易已经开始露出颓相——对外贸易额增加了，获利却开始减少。

1868年成立的维新官府则更倒霉，1870年，扶桑的贸易逆差是其19世纪的最高峰！

其实呢，岛国的第一次贸易逆差，也就是入超，发生在1867年。据资料显示，当年逆差为960万美元左右。

然后挣扎了一下，1868年是稍稍出超，接下来就在入超的地狱里狂奔，从1869年直到1882年才稳定为出超——当然，这十三年里有一年例外，1876年稍稍出超。当年扶桑与高丽签署了《江华约定》，贸易额增长从邻居哪里占了些便宜。但此后没有根本改变入超的局面。

所谓入超，就是要净付钱给外国。所以呢，1882年前，扶桑基本上就是西洋诸国的原材料提供方和工业品倾销地。

持续流血多年，之前又不是啥富贵之家，因此扶桑老百姓的日子不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问题是，1859年开埠到1867年第一次入超，扶桑当时卖原材料挣到的钱，却被轻易浪费了，以致浪费了宝贵的发育机会：

1，扶桑当时建造了一些西洋产业，但是呢，以军械厂、船厂为主，没有转化为生产基础。

而且呢，安政六年（1859）六月二十日，幕府颁布了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购买枪炮的政令。这造成大量的金钱被用来从洋商手中购买军械。

这个也不好置评，毕竟扶桑难当头，这先军为主的策略，后来的维新官府也没改弦易张啊。

2，更主要的问题是，出超挣到的钱，被通货膨胀抵消了。

当时物价飞涨，据一份资料显示，1865年的米价比1864年足足贵了一倍，而1858至1867年的10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7倍左右。

也就是说，尽管挣到了钱，可是被极度的通货膨胀吃掉了。

3，当时的社会分配也有问题。

《五品江户回令》也好，各家的御用商人也罢，总之，辛辛苦苦用原材料获得的外贸收入，大头却被中间商拿走了。

也就是说，生产者尤其是广大农户，不是这笔财富的主要受益者。

因此呢，这个时间段的入超，并没有催生出更多的财富生产者，所以后来扶桑的近代化，基本上是一边挨揍被放血，一边是变本加利压榨民众搞起来的。

当然，从数据上看，压榨民众搞起来的官营产业大抵都失败了——虽然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可赔钱赔的狠，最后维新官府只能将其转给私人经营。

而且呢，1882年入超的功臣纺织业，其主力是私人经营，其中还包括了数量巨大的民间小作坊。

扯远了，回到幕末年代的对外贸易数据。

“文久三年（1863）超过1000 万美元，输入额超过500 万美元。”

“订通商条约后的10年间，日本对外贸易额直线上升。从贸易额的变化看，1860年至1865年，出口由471万日元增至1849万日元，进口由166万日元增至1514万日元，6年间分别增长约4倍和9倍。”

实际上，尽管数据缺失，大多资料都都显示，直到维新成功的1868年，1859—1868这十年，扶桑的进出口贸易额都是上扬的——根据数据，1868年的出口额直到八年后1876年才被超越，那个时候，就是扶桑用初级工业品掠夺邻居高丽的年代了。

但可以看出，扶桑进口的速度提升远远超过出口，在1865年的时候，入超的比例其实在迅速缩小，直到1867年第一次入超发生。

接下来，说说扶桑对外贸易对生活和经济的冲击：

第一个，肯定是物价飞涨了。

当时物价飞涨，据一份资料显示，1865年的米价比1864年足足贵了一倍，而1858至1867年的10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7倍左右。就在1865年，据说米价相比1864年涨了一倍。

“统计表明，1858至1867年的10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7倍左右，其中大阪主要商品上涨率是稻米815％，大豆959％，菜籽油557％，蜡705％，棉线756％，秩父绢299％，茶叶535％。”

当时普通民众的收入，那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这种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民众的生活开始极度恶化，这才是倒幕成功的根本原因——作为治政主体，幕府的民心尽失。

第二个，经济结构失衡。

当时出口的单类产品中，生丝、茶叶是最为盈利的。为了牟利，各地纷纷改良田为桑园、茶园，导致粮食产量不断降低；而且生丝价格上扬，导致扶桑丝绸业遭到了重创。

而输入最多的棉布、棉纱，基本摧毁了扶桑的纺织业。

“1861年棉花生产额下降为开港前的5%（这个数据存疑），而输入的棉布已占国内消费量的31.7%。关东真冈(木历木县东南)的棉织品业，开港前年产棉布38万反，开港后即降为12万反，不少织工失业流离。”

甚至有一份未证实的数据，1868年扶桑的棉花生产额降为对外开埠前的3%！

反正呢，1859年扶桑开港后，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水深火热。

而且，“在外贸物资的运送方面，扶桑完全丧失了分享商业利益的权利。当时扶桑的远洋航线为英人的半岛与东方轮船公司、米人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法人的帝国邮船公司所垄断，这些外国航运公司甚至在扶桑国内沿海航线上也抢占了一定市场份额。”

两外，外商不仅直接把持扶桑的对外贸易，还投资于生产领域。法商布雷在横滨开办了技术先进的制丝工厂，长崎的外商仅制茶厂有6家。外商工厂中，雇工最多的达1600人。“

就讨论到这里吧，最后是攘夷派首领德川齐昭在扶桑开埠前的看法——他不懂近代化和工业，但对扶桑自身的缺点还是比较了解的。

（德川齐昭说）与外国通商有五害：

“自他国进口之物乃无用之物， 自日本出口之物乃有用之物。 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 乃第一害；

增加出口物品会引起国内消费品不足， 乃第二害；

消费品不足便会引起物价上涨． 乃第三害；

实际获利者为极少数商人。 全体民众是真正的实际受损者， 乃第四害；

纵使以出口物品易金银， 但仍难以补足流失部分， 导致人不敷出． 乃第五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