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固回到洛阳后，顺帝召集朝廷百官以及四府（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的掾属询问对策。众人都主张派遣大将，征发荆、扬、兖、豫等四州的四万军队前往交趾增援。而唯有李固先举七点理由反驳，之后李固又以从前讨伐益州叛羌的中郎将尹就和益州刺史张乔（一个失败被召还，一个一月之内就平息叛乱）对比，认为由朝廷派遣大将没有益处，州郡地方官吏足以胜任。他建议应重新选派即勇而有谋、仁惠之余又胜任将帅的人任州刺史和郡太守，驻守在交趾郡，并暂时放弃难守的日南郡，把官民迁徙到交趾郡，等平乱之后，再命返回。顺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平息了交趾的一场大战。

冉齐这次穿越回来，觉得神清气爽，觉得总算做了一件不错的事，而且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写起论文来也是文思如涌，于是端坐在桌前啪啦啪啦打着字：

自先秦至东汉末，古代中原地区与交趾地区及周边国家的交往，揭开了两地往来的序幕，也对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是我国与东南亚地区人民往来、交流的开端。以《集成》记载最详的交趾地区为例，早在先秦，两地人民就有往来，而广泛的交往应在秦始皇平定南越之后。“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使两地人民正式建立起联系，到汉朝，统治者屡派官吏前往治理，又如“使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诸如此类的官方政策促成了两地区人民往来。终极两汉，自汉武帝在交趾地区设郡置县之后,或因中央王朝为加强在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而通过的行政手段,或由于统一而自然发展的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往来联系，大量中原内地人口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 他们传播中原先进技术文化，共同开发交趾地区。

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传入交趾地区，大大推动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任延驻九真时，“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还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如越南历史学家明峥说：“公元一世纪初，锡光驻交趾，任延驻九真时，才积极地把中国的耕作经验传播到我国来。铁犁和耕牛的使用推广了，灌溉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状况改变成新的了”

文化方面，在中原进入交趾地区之前，交趾及周边地区尚未开化，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这种情况直到中原文化传入，渐渐有所改变，“（交趾民）顶髻徒跣，以布贯头而着之。后颇使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又“驼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延“皆以年也相配”， 随着婚姻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建立，交趾人民步入讲求礼制的文明社会。

此外，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交趾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先秦时期，交趾没有自己的文字，随着秦朝平定南越，大量中原人来到此地，也将中原地区语言文字文化也渗透到交趾文化中。到了汉朝，汉字语言甚至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中国的乐器、音乐舞蹈此时也传入南越地区。现今考古发掘南越国古墓出土的乐器种类有打击乐：木腔皮鼓，铜鼓，铜钟，铜铙，石磬；吹奏乐：角；弦乐：瑟，筑，箜篌等。

古代中原地区与交趾往来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通过交往，吸收对方的长处，能给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实质的利益，这成为中越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其它地区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此两地结束了彼此隔绝、不相往来的格局，走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友好往来的新纪元。

其次，开始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通路线的探索，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关系发展创造地理条件。交通路线的探索的第一步是连接五岭南北旧有交通线路的修复、疏通、巩固和延展,以及新的交通线的开辟。因为在秦汉时期，交趾地区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海上诸国往来的中转站，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弄清中越交通路线的探索，要从了解中原与交趾地区接触往来的三种主要方式——朝贡、民间贸易、战争入手。交趾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朝贡的路线探索，起初难免“误入歧途”，《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吸取经验教训之后，开始探索较安全的陆上通道，后来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朝贡路线。“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即南海）出入”。（《后汉书》）战争，对人民造成痛苦和伤害，也危害社会经济，但战争客观上可导致交通路线的开通。

中越通道的打通，也就为中原地区与其它周边地区往来提供地利之便。据《梁书》记载：“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大秦、天竺等国进贡均途经日南郡，交趾地区为中原地区与周边其它地区往来搭建了友谊的桥梁。《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从中可知，日南、徐闻、合浦是秦汉时期海上交通的港口，成为重要的对外交通要塞。无论是官方贡使往来，还是海上贸易，它都是一条重要的航线。

再次，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日渐萌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官方联系正式建立，创立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朝贡体制。早在先秦时期，春秋列国就用“华夷之辨”作为华夏族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对外邦交思想。所谓“华夷之辨”，华夏族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中心，环绕中原的是夷狄地区，并根据地理远近关系形成一个同心圆式的“内夏外夷”的结构，在他们所构想的这一国家关系与世界观念中，“华”、“夷”共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与“华夷之辨”对应的还有“五服”之说，其基本含义是以王畿为国家中心，向四周扩展，由近及远将统治推向四方。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高阳氏，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其中反映的不仅仅是地理疆域的“四至”，同时也折射了传统的对外观念。在继承“华夷之辨”、 “五服”之说的基础上，汉朝统治者在当时盛行的儒学思想的影响下，给传统的对外思想增添了“德”、“礼治”等新内容，“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周德既衰，于是稍绝”，《后汉书‧南蛮传》这一记载体现了汉朝人对以“德”修国，以“德”怀柔远人观点的认同，并将这一思想落实到本朝的对外政策上。“礼治”则鲜明的体现在双方贡献——赐予的友好往来活动中。“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在交趾地区的牵线搭桥之下，中原地区与其它东南亚古国也开始了友好往来，交趾地区对中国内地拓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战略作用。在对外交流不断扩展的背景下，以初见雏形的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为理论指导，中原统治者开始了发展对外关系的实践探索，具有东方特色的朝贡体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不知不觉写完这一大段，天色已黑，冉齐边捶着肩膀边走到阳台，难得天空澄澈，深蓝色的天幕上挂着繁星点点，冉齐趴在窗台上，往事如电影版一幕幕回放起来，或悲或喜，他不禁陷入沉思。还有那个像谜一样的男人，此刻又不知道去了何处，他找到自己要的答案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