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到期的那天，窗外的莫斯科还飘着零星的雪。我摩挲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那串数字刚好够支撑我未来五年的计划。领导把新合同推到我面前时，钢笔尖敲在“薪水翻倍”的条款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可我的目光早已越过办公桌，落在了万里之外——那里有三尺讲台，有我藏在心底多年的教师梦。成长的路上人人都在往前跑，我却偏要往回走，做个逆着风追梦的“傻子”。

拒绝续约的决定，还藏着另一份牵挂。弟弟的婚讯传来时，我正在整理报关单，打印机吐出的纸张突然变得滚烫。姐姐出嫁时，我因工作和昂贵的机票缺席，把攒下的钱足够换成了她新房的首付。那时听着电波，似乎看到了她戴着头纱对我笑说“值了”，可后来深夜翻看照片时，我总觉得她眼角藏着遗憾。

弟弟的婚礼绝不能重蹈覆辙。弟媳是个眉眼温柔的姑娘，虽说两家都是普通人家，但她愿意跟着弟弟吃苦，这份真心值得一场体面的仪式。我推掉所有应酬，像处理海关文件般仔细规划：在河内老城区挑了间带天井的宴会厅，定制的请柬烫着金色双喜；陪弟媳试婚纱时，她在试衣间转圈圈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在稻田里追蜻蜓；和女方家长谈彩礼时，我用在莫斯科谈判练出的口才，既守住底线又不失礼数。

那些日子，我白天跑婚庆公司，晚上核对账单，连做梦都在安排席位图。当婚礼现场的灯光亮起，看着弟弟牵着新娘的手走过红毯，我忽然觉得，在莫斯科熬过的每个加班夜、咽下的每句委屈，都在这一刻有了意义。或许追梦的方式有千万种，而我终于明白，有些回归，本身就是一场奔赴。

至于父亲，为了让男方在亲家面前显得体面，我强压下心底那份生疏，专程回山西接他。临走前我反复保证：“爸，所有花销都算我的，您只管去露个面。”给他挑西服时，他粗糙的手掌抚过笔挺的面料，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自在。我又挑了白衬衫、黑皮鞋，像叮嘱孩子似的念叨：“到时候少说话，有我和姐在。”

可婚宴那天，酒过三巡，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先是拉着亲家公大谈年轻时挖煤的惊险事，唾沫星子喷在满桌佳肴上；接着非要给新人唱酸曲，跑调的声音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姐姐在旁急得直拽他衣角，我看着弟弟和弟媳尴尬的笑容，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散场后，我望着父亲醉醺醺的背影，满心懊悔——早知道还不如像小时候家长会那样，在胡同口随便雇个人来充数。

好在生活总有新盼头。在师姐的引荐下，我成了河内外语大学中文系的合同制教师。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看着手里 1987年编印的教材，纸张泛黄得像片枯叶，油墨味里还混着岁月的霉斑。翻开内页，案例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翻译例句生硬得如同机器语言，和窗外车水马龙的现代河内格格不入。

备课成了我每天最较劲的战场。我蹲在电脑前，像淘金者般筛选网络上的新鲜素材：从河内网红咖啡馆的双语菜单，到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片段，统统被我收进课件。课堂上，当学生们捧着新打印的彩色资料，眼睛亮得像初升的太阳，我知道这一切都值了。

每当铃声响起，我就像被按下播放键的留声机。讲到精彩处，手势比画得如同指挥交响乐团，声音时而激昂如战鼓，时而轻柔似细雨。有次讲到《白鹿原》的经典段落，我连翻带讲，浑然不觉口水溅到了前排学生的笔记本上。直到下课铃惊飞思绪，望着台下意犹未尽的脸庞，我才发现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这份酣畅淋漓的快意，比在莫斯科拿下百万订单还要痛快三分。

学生们最初望向我的眼神，像打量突然闯入课堂的不速之客，诧异中带着几分警惕。可当我开口讲述，那些目光瞬间被点亮，仿佛有人在他们眼底燃起了两簇火苗，灼灼地盯着我手中翻飞的资料。随着我的讲解，他们的表情成了会变的万花筒——听到新颖观点时，眼睛瞪得溜圆，像发现宝藏的孩童；遇到疑难之处，眉心便拧成疙瘩；精彩处，忍不住轻呼出声；妙语连珠时，又捂着嘴笑弯了眉眼。整个教室安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偶尔几声压抑的惊叹，反而衬得这份专注愈发浓烈。

话音刚落，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惊得窗外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我笑着向他们颔首致意，嘴角扬起的弧度里藏着雀跃，胸腔里的心脏撞得生疼，仿佛要冲破肋骨跳出来。往后的每一堂课，讲台就是我的舞台，台下的学生成了最忠实的观众。当我沉浸在讲解中，那些过往的艰辛、漂泊的孤独，都化作轻烟散去，世界只剩下我和热爱的知识，灵魂像是挣脱了枷锁，自由地舒展。

可热闹过后，现实的冷水兜头浇下。偌大的教师队伍里，我像片不起眼的浮萍，每周四五节课的安排，不过是浅尝辄止。在莫斯科时，忙碌像永不停歇的陀螺，邮件与电话应接不暇；如今回到河内，节奏骤变，快如高铁的生活突然急刹，大把空闲时间成了无处安放的累赘。我在办公室转着钢笔发呆，听着窗外的蝉鸣，竟开始怀念莫斯科风雪中狂奔赶项目的日子。

系里的氛围更是让人窒息。中文系主任稳坐“龙椅”，一句话便能决定我们这些合同制教师的去留。女教师们围在他身边，个个巧笑嫣然，嘴里说着恭维话，眼底却藏着算计。表面上我们互相送着咖啡、分享教案，背地里却较着劲——谁和主任多说了两句话，谁又拿到了公开课名额，都能成为暗潮涌动的导火索。这小小的中文系，活脱脱成了勾心斗角的后宫，每个人都在华丽的皮囊下，使出浑身解数争那一线生机。

每年校内编制名额像撒在荒漠的种子，不过一两颗嫩芽破土，却有二十多双眼睛盯着。女教师们把青春熬成药引，在这场漫长的角逐里，找对象的盼头都比这实在——毕竟姻缘讲缘分，编制却只讲"关系"。曾有位女教师揣着二十万现金拍在主任桌上，换来的却是"再考虑考虑"的推诿。后来我们才懂，金钱不过是入场券，真要通关还得会演"三幕剧"：献殷勤要像煲老火汤般绵密，表忠心需似狗摇尾般热络，玩心计更得搬出《孙子兵法》的套路。

所有戏码的核心，是那位中文系主任。他生得一副标准的"领导相"：中等身材配着自然卷的浓密黑发，偏偏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两把锥子能戳穿人心。发福的肚子被熨帖的衬衫裹着，皮鞋永远擦得能照见人影。按理说这派头该是儒雅学者，可他笑起来时，嘴角扬起的弧度总带着三分算计七分暧昧，尤其看向那些身段窈窕、说话带嗲的女教师时，眼神里的偏袒藏都藏不住——到底是男人，逃不过红袖添香的俗套。

最有意思的是看她们争宠的模样。有人每天变着花样给主任带家乡特产，从河内米粉到岘港咖啡；有人逮着机会就凑上去揉肩捶背，嗲声嗲气地问"主任您累不累"；还有人更绝，故意在主任面前穿得花枝招展，连批改作业都要捧着教案去他办公室"请教"。我曾撞见一位女教师给主任端茶时，手指故意在杯壁上划拉，那姿态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她们不是不委屈，只是都打着"曲线救国"的算盘。有次聚餐，喝多了的李姐抓着我的手叹气："等入了编就好了，到时候谁还看他脸色。"可这话刚说完，转头见主任进来，她立刻抹了把脸，笑得比花还艳地迎上去。我突然想起莫斯科那些直来直往的俄罗斯同事，至少他们的敌意写在脸上，不像这里，连笑容都淬着毒。

这些明争暗斗的戏码，我看得一清二楚，不过是职场生存的丛林法则罢了。可轮到自己，那双要去讨好的手，怎么也伸不出去。出身寒微的人，骨子里带着刺，光是想象自己像其他人那样低眉顺眼、阿谀奉承，脊梁骨就直发酸，脸颊也跟着发烫。我太清楚自己的性子，强装笑脸去攀附，只会像穿不合脚的鞋跳舞，摔得狼狈又滑稽。所以每次与系主任碰面，我只能硬撑着，用最平常的语气、最克制的态度，把那些汹涌的不安都咽回肚子里。

空闲时，这些关于职业前途的焦虑就像潮水，一波接一波地涌来。我向来运气糟糕透顶，买彩票连五块钱都没中过，如今面对这比彩票还难中的编制名额，心里更是没底。就算咬咬牙拿出积蓄去疏通关系，可站在那扇“后门”前，我这张薄脸皮和随时发作的社交恐惧，怕是连敲门的勇气都没有。

再看看身边的女同事们，一个个出身优渥，举手投足都是河内大小姐的派头。跟她们比起来，我哪哪儿都差一大截：长相不够出众，没有能撑腰的家庭背景，存款比不上人家的零花钱，性格木讷嘴又笨，在社交场合更是像只惊弓之鸟。我就像误入天鹅群的丑小鸭，明明拼尽全力，却怎么也追不上她们的步伐。这场编制争夺战，于我而言，就像隔着毛玻璃看风景，看得见，却摸不着。

最让人无奈的是这微薄的薪资，合同制每月八百块的工资，连养活自己都紧巴巴的。就算费尽心思入了编制，工资也不过涨到一千块。可算算要付出的代价——二三十万的“人情费”，还有不知要放下多少回的尊严，这工作干下去，倒像是做慈善了。我常常盯着存折发呆，心里满是迷茫：这样的工作，真的是我放弃莫斯科高薪，一心追寻的理想吗？捧着这看似安稳的“铁饭碗”，我却感觉它薄如蝉翼，随时都可能碎在手里。

我终于不再用自我麻痹的糖衣，包裹这苦涩的现实。人生的梦想本就如夏夜繁星，何必执着于某一颗？当站在理想与现实的天平前，我清楚听见内心的呐喊——慢节奏的生活于我，不是闲适的享受，而是无形的枷锁，将我困在虚妄的楼阁中。没有坚实的物质根基，精神的飞升不过是空中楼阁。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泥泞中继续挣扎，要么斩断退路，重新出发。

递交辞呈的那天，办公室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女教师们的目光像探照灯般聚焦在我身上，有人瞠目结舌，有人窃窃私语。我甚至能听见她们心里的嘀咕："放着铁饭碗不要，这人怕不是疯了？"但那些虚伪的惋惜表情下，藏不住眼底一闪而过的窃喜。少了一个竞争者，她们离编制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

系主任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意味深长："想好了？这机会多少人求都求不来。"我轻轻但坚定地点头，将辞职信平整地放在他桌上。走出校门的那一刻，阳光洒在肩头，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暖。我大步向前，再不回头——毕竟，人生似海，唯有忠于自己的选择，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