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农村，那时还是集体合作社，父亲在县里上班，母亲天天出去挣公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记事很早，两岁多的一天早晨，睡起觉家里没人，门也锁着我出不去，我很恼火，光屁股拿起娄钩子，打烂玻璃就从窗户钻出去找我妈。村里住的是窑洞，窗户离地大概有90公分，我自小个矮，两岁多估计双脚够不到地面，怎么下去的我自己也不记得了，反正是兴冲冲地跑出去，结果回来就是一顿毒打，这是学前最重要的一次记忆。

到了上学年龄，我就到了县里，直接上一年级。上学第一天，我拿着10块钱学费，这是生来掌握的第一笔大钱，我意气风发，和同学们在墙上挤油渣，结果交学费的时候钱不见了，不出意料又是一顿毒打。

虽然我没上过幼儿园，但我的学习还行，上小学闭眼第一名，因此，也有朋友追求我，因为我是好学生。当时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鹏飞，一个叫永新。我们的父辈都是农村出来的，在县城工作，还比较能玩儿到一块儿。鹏飞家庭好，父母双职工，铅笔橡皮都是一捆一捆的，我和永新穷的叮当响，一支铅笔写到根根还舍不得扔。鹏飞很大方：给，你们一人一支，家里头多着呢，我爸爸能报销。鹏飞家里烟也很多，时不时拿出来我们一起抽。鹏飞家的粮票也多，有时偷出来换点钱，北方的县城每年搞贸易交流会，卖牛羊的，外地的马戏，市场的商贩，村里头看戏的，县城一半人轰轰烈烈来赶会。我们抽着烟，消着费，看着美女，流着哈喇子，咧着嘴笑个不停。我们三个人鹏飞最大，他很成熟：你们注意点，烟头不要乱扔，去年城关村的二牛烟头烧着了女人的头发，让枪毙了。

我们三个人，学着三国演义里的样子结拜兄弟。地上插了一炷香，大碗倒满水，仪式举行完以后，一人一口，一饮而尽。鹏飞是老大，我们都听他的；我是二哥；永新最小。我们三个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一样，整天形影不离。

那时候日子过得紧，有时候没烟抽了，我们就一起去捡废品——鞋底子、牙膏皮、玻璃瓶子，都能卖钱。攒个几分钱，就能零买几支烟，三个人分着抽。后来烟瘾大了，鹏飞从家里拿的烟不够分，我们就琢磨着怎么多赚点钱。

一次，鹏飞神秘兮兮地说：“听说外贸公司那边有些废铁，咱们去看看？”我们三个半大孩子，好奇心重，就溜达过去瞧了瞧。结果转了半天，啥也没找到，倒是看见铁轨旁边堆着些废弃的铁块。我们不知道那是火车刹车皮，只觉得沉甸甸的，能卖钱。三个人费了老鼻子劲，一人搬了一块，吭哧吭哧地往收购站走。收购站的老头一看，脸色就变了：“你们几个小子，啥都敢捡？这是铁路上用的东西，不能乱动！”我们吓了一跳，赶紧扔下铁块跑了。后来，我们又去工地捡铁丝、铜线。铜值钱，偶尔捡到一小段，老头就高兴地收下，还叮嘱我们：“别乱翻，小心点！”靠着这些零零碎碎的收入，我们总算能买点烟抽，但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外贸公司的仓库旁边有个锅炉房，门口有根电线杆，上面挂着一条裸露的电缆。我们那时候不懂电的危险，只觉得那东西能卖钱。鹏飞说：“要不试试？”永新身手灵活，像只猴子，他拿着修树剪子，刚剪下去，就听“咔”的一声，火花四溅，他整个人直接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和鹏飞吓得魂飞魄散，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赶紧跑去找工厂传达室的老头。老头骂骂咧咧地跑过来，一看永新还活着，只是双手被电得发黑，这才松了口气。那年我们五年级。那以后，我们仨再也不敢碰那些危险的东西了。后来聚在一起，还会提起当年的糗事，笑骂着说：“要不是命大，早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