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季方及一众所谓的“人证物证”被严密押送至东都洛阳，直接投入了由皇帝亲信控制的诏狱。几乎同时，韩瑗、来济等被点名“协助调查”的重臣，也在惶惑不安中抵达行宫，尚未得到觐见，便被变相软禁于馆驿之中，不得随意出入，与外界的联系也被切断。

洛阳行宫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压抑。李治的震怒并未随时间平息，反而因远离长安、耳边少了各种劝谏声音而愈发炽烈。在他看来，这些老臣的行为已不仅是反对立后那么简单，而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甚至隐隐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定和太子的安全！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底线。

他并未亲自审讯，而是将此案交由随行的亲信大臣（多为支持立后者）以及御史台、刑部官员组成的联合审讯班子办理，但明确要求“务必查明真相，严惩不贷”，其倾向性不言而喻。

审讯在高压下进行。韦季方为了自保（或许还得到了某种隐秘的承诺），咬死最初的口供，并且在一些细节上“回忆”得更加“清晰”，将韩瑗、来济等人描绘成心怀怨望、私下串联、意图通过构陷新贵来打击帝后权威的主谋。那些被搜出的“黑材料”草稿，成为了看似确凿的物证。

审讯官员对韩瑗、来济等人进行了轮番讯问。韩、来二人自是矢口否认，痛斥韦季方诬陷，并要求与韦季方当面对质。然而，对质之时，韦季方往往表现得“义愤填膺”、“言之凿凿”，甚至能说出某些只有他们小圈子内才知道的琐事（这些很可能是韦季方平日留心或道听途说，此刻被巧妙利用），使得他们的辩白显得苍白无力。

审讯官员又不断施压，追问他们是否曾对陛下政策不满，是否曾私下聚会非议，是否曾对太子身边的人事安排有过异议——这些问题，他们很难完全否认，因为确实有过，但都被剥离了具体语境，扭曲成了“怨望”和“结党”的证据。

案件审理的方向，完全朝着李治预设的最坏可能性滑去。每一次审讯的“进展”，都会及时报予李治，不断加深他的怒火和确信。

“他们还有何话可说！”李治在行宫内怒不可遏，“铁证如山！若非皇后警觉，朕几乎被这些欺世盗名之辈蒙蔽！”

随行的许敬宗等人自然是火上浇油，痛陈关陇集团往日专权之弊，盛赞陛下英明神武，及时洞察奸谋。

与此同时，一道道严厉的敕令从洛阳发出，飞向长安：

敕令长安留守府，即刻查抄韩瑗、来济等人家宅，搜寻更多“罪证”！

敕令相关衙门，暂停所有与涉案人员有密切关联的官员的职务，接受审查！

敕令东宫，严加管束，非陛下亲旨，任何人不得随意接触太子！

每一道敕令，都如同一记重锤，砸在长安旧勋集团的心头。查抄府邸，乃是对待重犯的举措，皇帝的决心已表露无遗。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开来。

……

长安，立政殿。

武皇后平静地接获着一道道从洛阳发来的敕令。她并未表现出任何惊讶或喜悦，只是有条不紊地依照旨意，吩咐下去执行。

她亲自督促，对韩瑗、来济等家的查抄“务必要细致，不得遗漏任何可能关乎谋逆的证物”，其态度之公正严明，令人挑不出错处。实际上，查抄过程中，自然会有她安插的人手“引导”发现一些想要发现的东西。

对于被暂停职务的官员，她则表现出适度的“关怀”，吩咐有司“依律审查，勿枉勿纵”，同时却又以稳定为由，迅速任命了一些临时接替者——毫无疑问，都是她认为可靠或有意提拔的人选。

她严格限制了所有人对东宫的接触，甚至借机以“保护太子，免受奸人惊扰”为名，更换了一批东宫侍卫和内侍，进一步将太子与其旧有的保护势力隔离起来。

整个过程中，她表现得就像一个完全遵从皇帝旨意、铁面无私、以社稷为重的贤后，任何动作都打着执行圣旨、肃清奸党的旗号。

然而，长安的权力格局，就在这“执行圣旨”的过程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旧勋集团的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清洗和打压，而武皇后的亲信和新贵们，则迅速填补着留下的权力真空。

她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时，独自站在立政殿的窗前，望着洛阳的方向。

东都的雷霆之怒，正是她所期望的。陛下越是愤怒，清洗就越是彻底。

她不需要亲自去洛阳参与审讯，也不需要直接表达任何意见。她只需在长安，稳稳地接住陛下投下的每一颗石子，并将其转化为巩固自身权力的基石。

这场风暴来得又快又勐。她知道，韩瑗、来济等人此番恐怕是在劫难逃。而他们的倒台，将意味着横亘在她面前最大的障碍之一将被彻底清除。

尘埃，即将落定。而她，将以胜利者的姿态，静待那最终的消息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