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审判可以给罪恶钉上棺钉，却无法轻易埋葬由疯狂衍生出的、盘根错节的伦理荆棘。白景行银铛入狱，法律的雷霆之怒似乎已告一段落，但由他亲手制造的、那些游走于生命与物品、罪证与“艺术品”之间的恐怖造物——《永恒之形：沈》等几件“升华作品”——的最终归属，却像一片浓度极高的放射尘，在法庭内外引发了一场更为微妙、复杂且刺痛人心的伦理风暴。

这些被封存在特制树脂中、保持着某种诡异“完美”形态的遗体，在法律上处于一个尴尬的灰色地带。它们首先是铁证如山的“涉案财物”，是白景行谋杀罪行的直接物证；它们更是“被害人遗体”，承载着逝者最后的尊严和生者无尽的哀思。然而，它们又确实经过了极其复杂、昂贵且带有强烈美学意图的“艺术化”处理，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介于生物标本和现代雕塑之间的奇特外观。这种外观，在扭曲的价值体系中，竟被赋予了惊人的（尤其是地下收藏界）货币价值。这种多重属性的叠加，使得简单的“归还家属”或“作为证物封存”都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阻碍和争议。

首先发难的，是几位早期通过匿名渠道购藏了部分“作品”的藏家（或其精心挑选的代理律师）。他们向法院递交了措辞严谨的申请，主张对“藏品”的所有权。其理由核心在于“善意取得”和“艺术价值独立论”：购买行为发生在案件曝光前，他们支付了符合当时市场行情的巨额资金，属于“不知情”下的合法交易；这些“作品”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史价值”和“美学成就”，其价值不应因其来源的“争议性”而被完全否定。他们要求法院要么返还“原物”，要么判定由白景行遗产或国家给予“相当于市场价值的充分赔偿”。字里行间，透着资本对“稀有资产”的执着，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巨额损失的焦虑，至于“遗体”二字所代表的人伦惨剧，则被巧妙地隐藏在“产权”和“价值”的法律外壳之下。

与此形成惨烈对比的，是受害者家属，尤其是沈佳宜年迈父母的悲恸与坚决。对他们而言，那晶莹剔透的树脂块，不是什么“艺术品”或“财产”，里面封存的是他们被残忍夺走的、曾经鲜活可爱的女儿！是罪证，更是他们日夜煎熬的痛苦之源。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尽快拿回女儿的遗骸，按照世代相传的习俗，让她入土为安，灵魂得以安宁。每一次关于“作品”艺术价值或所有权归属的公开讨论，对他们都是一次新的凌迟，仿佛女儿在死后，还要被当作一件奇货可居的“东西”被争论、被估价。

“那是我的女儿！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骨肉！”沈母在听证会前面对媒体时，老泪纵横，声音嘶哑，“不是什么‘藏品’！他们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还要拿她来讨价还价？！让她回来！让我女儿回家！求求你们了！”沈父紧握着妻子的手，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是压抑到极致的悲愤和坚定，他对着镜头，只重复一句话：“我们要带佳宜回家安葬。这是做人父母最后的本分。”

法院和检方面临着棘手的技术与伦理双重困境。从人伦常情和法律精神上，理应优先尊重家属意愿，归还遗体。但技术上异常复杂：遗体与特殊高分子树脂已高度融合，强行分离不仅需要极其专业且昂贵的技术，更可能对遗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破坏，这本身是否是对逝者的不敬？此外，这些“作品”作为定案的关键证据，其完整性在后续可能的上诉程序中仍可能被要求核查。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种来自极小众但声音尖锐的“激进”学术观点，也掺和了进来。少数自诩为“超越世俗伦理”的艺术评论家和学者，公开发表文章或以专家证人身份提供意见，认为这些“作品”虽然诞生于极致的邪恶，但客观上已成为一种无法复制的、具有强大警示性和反思价值的“事件艺术”或“现成品艺术”。他们主张，不应出于“情感洁癖”而将其简单销毁或埋葬，那是一种“文化浪费”。他们提议，可以将其置于高度控制的、非商业的特定语境下（如罪案博物馆、人权教育中心或专门反思“艺术与伦理边界”的学术机构）永久保存并有限制地展示，作为审视人类疯狂、权力滥用和艺术异化的“活化石”与“警世钟”。

这种将悲剧“博物馆化”的提议，立刻遭到了受害者家属更强烈的悲愤反击和公众舆论的普遍反感。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无异于将受害者的遗体再次工具化，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反思癖”或学术好奇心，而对逝者和生者进行的二次、甚至三次伤害，是一种披着理性外衣的、极其不人道的冷酷。

专门为此事召开的听证会上，气氛凝重。沈佳彤作为沈佳宜的妹妹和亲历者，代表家属出席。她穿着素黑的衣服，面容清瘦但眼神坚定，早已不是那个被操控的迷茫少女。面对法官和各方陈述，她的声音清晰而平静，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姐姐，沈佳宜，是一个人，一个曾经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的人。她不是一件物品，更不是你们口中具有什么‘独特价值’的‘艺术品’或‘警示标本’。任何以她为对象的所谓‘艺术研究’或‘社会警示’，如果是以继续剥夺她安息的尊严、持续伤害我们家人的感情为代价，那么这种‘价值’和‘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残忍和罪恶。我们只要求，让她以尽可能完整和受尊重的方式，回归大地，得到永恒的安宁。这是她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

她的发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基于最基本人性和尊严的诉求，像一记重锤，敲碎了所有围绕“艺术”、“价值”、“警示”构建的虚伪外壳。

最终，经过慎重审议，法院作出了裁决：认定这些“升华作品”本质是被害人遗体，其基本属性是“人”而非“物”。基于尊重逝者尊严、保护生者情感和维护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裁定将其归还各受害人家属处置。考虑到遗体的特殊形态，允许家属在专业机构指导下，选择最尊重逝者的方式处理（如整体安葬于特制墓穴，或在确保尊严的前提下尝试极其谨慎的分离），相关费用从白景行被冻结的资产中支付。同时，明确驳回了所谓藏家的所有权诉求，指出其在“善意”认定上存在重大瑕疵，其主张的“艺术价值”不能超越基本的人伦底线。

裁决下达后，沈家父母选择了最直接也最传统的方式。他们为女儿沈佳宜定制了一个厚重的、内部环境可控的特制石棺，将那块承载着无尽悲剧的“树脂棺”整体安葬在城郊一处僻静墓园的新购墓穴中。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多余的悼词，只有一个小小的、只刻着姓名和生卒年份的简单墓碑。下葬那天，天空飘着冰冷的细雨，像无声的眼泪。仅有几位至亲和林辰、佳彤默默送行。

林辰为佳彤撑着黑伞，站在细雨中。看着那方巨大的、闪烁着不自然光泽的“琥珀”被缓缓放入墓穴，泥土一点点覆盖上去，心中百感交集。这里面，是他青春岁月里最深爱的女孩，以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存在、挣扎、然后凝固了三年，最终归于尘土。这结局，没有胜利的快意，只有沉重的悲哀和无限的怅惘。这是一个疯狂故事的句点，但划下这个句点的代价，太过惨烈。

佳彤紧紧攥着林辰的手，指甲掐进他的掌心，泪水混合着雨水，无声地滑过苍白的脸颊。姐姐终于“回家”了，尽管永远停留在那样一种屈辱而诡异的形态里。但至少，她不再是一件被展览、被争夺、被谈论的“物品”。她终于获得了寂静，以及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入土为安的尊严。

遗骸之争，随着泥土的覆盖，暂时落下了帷幕。但关于艺术边界、生命尊严、资本逻辑与人伦底线之间那条模糊而脆弱的界限，关于如何面对由极致邪恶诞生的、充满悖论的“遗产”，这场风波所激起的思考与争论，却如同墓园上空飘散的雨丝，无声地渗入社会的土壤，等待着下一次在特定条件下的萌发与生长。白景行的罪行为世界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也留下了一个沉重而持久的伦理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