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巷口的石板路泛着湿气。我蹲在阿婆旧书摊前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那台老海鸥胶片相机。镜头对着前方,雾气把屋檐、电线、晾衣绳上的床单都揉成一片灰白。麻雀停在电线上,一动不动。我伸出手指,轻轻拨动焦距环,听见金属齿轮咬合的轻微咔哒声。
布擦过镜头,三下。左、右、中,像每天早饭前洗手那样规矩。袖口已经磨得发白,相机带勒进去,留下两道深痕。我低头看表,指针刚过六点零七分。再有十三分钟,我爸就得出门上课,我妈也该去值班了。他们不会等我。
我把相机举到眼前,取景框里是整条巷子。雾太厚,远处校门铁牌只剩一道斜影,像被水泡过的铅笔线。原本想拍屋檐滴水,一滴一滴落进铁皮桶,声音清亮。可现在水珠挂在瓦沿,迟迟不落,光也不够。我改主意,压低身子,让石阶当底座,相机几乎贴到地面。这样看过去,巷道拉长了,两边墙缝里的苔藓也显出来,雾浮在上面,像一层会呼吸的膜。
快门没按下去。脚步声从背后传来,急,踩在湿石头上啪啪响。
“又在这磨蹭!”
我妈冲出家门,护士服外头套了件旧棉衣,手里拎着个银色保温桶。她站到我旁边,没弯腰,直接把桶往我怀里塞。“你爸熬的粥,趁热喝。”桶壁烫手,我本能地缩了一下,但她已经松了手。热气立刻往上冒,钻进雾里,和镜头前的水汽混成一团。
我低头看桶,盖子拧得紧,标签还贴着,“不锈钢真空,保温十二小时”。这桶用了五年,边角有磕痕,是我初三那年班级评比得的奖品。我妈拿它装过中药、绿豆汤、红糖水,现在装粥。
“还没拍完。”我说。
“拍什么拍,六点半必须到教室。”她说,“王老师说了,早读提前五分钟。”
我没抬头,只把相机往下压了半寸。构图乱了,热气往上走,空气抖,画面晃。我想等这股气散,可它不停。我妈站在我身后,呼吸比刚才慢了些,但没走。
“你爸在门口等着呢。”她说。
我侧脸看过去。我爸站在门槛上,中山装扣到最上面一颗,眼镜滑到鼻尖,手里拿着一叠作业本。他没说话,就看着我这边。见我看他,嘴唇动了动:“别迟到。”
我应了一声。
快门还是没按。我知道这一张要是废了,今天就没机会重来。胶卷只有三十六张,昨儿晚上才换的新卷。可我也知道,再不走,我爸真会走出来。
我把相机收回来,放在腿上。金属外壳凉,贴着手臂。雾气还在升,热粥的气味也跟着浮起来,是大米、小米、红薯的味儿,有点甜。我拧开盖子,白气扑脸,桶底沉着几块南瓜,颜色橙黄。
“喝一口。”我妈说。
我不喝。
“揣着,路上凉了。”她说,“你爸特意熬的。”
我把盖子拧紧,抱起保温桶。相机挂在肩上,带子一滑,撞到肋骨。我伸手扶住,另一只手夹紧桶。起身时膝盖发麻,蹲太久。
“走了。”我说。
我妈点点头,没拦我。她转身往回走,脚步比刚才慢。走到家门口,停了一下,回头说:“中午别在学校凑合,回来吃。”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站着。
我爸还在门槛那儿,没动。见我要走,他把手里的作业本换到左手,右手推了推眼镜。“路上慢点。”
我说好。
然后我转身,沿着巷子跑起来。
石板路湿,鞋底打滑。我抱紧保温桶,右手护住相机。带子拍打胸口,一下一下,像心跳。巷子不长,五十步到头,拐个弯就是主路。路灯还亮着,昏黄,照在雾里像纸糊的灯笼。一辆自行车从对面过来,铃铛响,我往边上让,车轮碾过积水,水花溅到裤脚。
跑过三个路口,雾淡了些。校门铁牌能看清字了,“市立第三中学”,红漆掉了角。我放慢脚步,喘气。保温桶还在怀里,温度没降多少。相机安静地挂着,镜头朝下,盖子没掉。
我停下,靠在电线杆上歇了十秒。手指伸进外套口袋,摸到一张纸条,是昨天写的拍摄备注:
“12月7日,晨雾,6:05-6:18,光弱,雾厚,宜用F5.6,快门1/30,未完成。”
我把纸条折好,重新塞进去。抬头看天,云层松了,东边露出一点青灰。太阳要出来了。
继续走。脚步稳了,不再跑。路过早点摊,油条锅刚开,香味窜出来,有人围在那儿等。我没停。再往前五十米是学校后墙,爬山虎枯了,叶子黑红,贴在砖上像干血。墙根堆着扫帚和塑料筐,是环卫工留的。周叔应该扫过这一段了,地干净,没落叶。
走到校门前的小广场,人多了些。几个学生陆续进来,有的骑车,有的走路,都背着书包。我站在角落,没往人群里挤。把保温桶从腋下换到胸前抱着,左手终于腾出来,再次检查相机。盖子紧,带子扣牢,镜头布还在口袋里。
一个穿校服的男生从我旁边经过,看了我一眼,又看相机。我没动。
我低头看表,六点二十七分。还有三分钟打预备铃。我可以现在进去,在教室坐定,打开课本,等王老师来。也可以再等一分钟,看看雾散后的校门是什么样。铁牌在晨光里会不会反光?门卫老刘有没有换班?
但我没动。
保温桶还热。我把它抱紧了些。
相机带勒进袖口,旧牛仔外套的布料已经薄了,经不起太多次摩擦。我知道该换件衣服,可这件是从高一穿到现在的,袖口的勒痕一圈一圈,像年轮。父亲批作业时,钢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母亲夜班回来,钥匙插进锁孔的轻响;下雨天她护士服上的水珠,顺着裤管往下滴,在地板上留下一个个深点——这些都没法拍,但它们都在这儿,在衣服上,在手上,在每天早上这一趟路上。
我抬头看校门。铁门开着,两侧旗杆空着,旗还没升。门卫室亮着灯,老刘坐在里面看报纸,帽子戴得很正。他没朝我这边看。
我迈步往前走。
走进校门时,风从背后吹来,带着一点咸味。海在西边,五公里外。雾彻底散了,天空变成浅灰。我走过公告栏,走过自行车棚,走过花坛。花坛里冬青绿着,没修剪,乱蓬蓬的。
教学楼在眼前。三楼高三(3)班的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我沿着楼梯上去,脚步轻。走廊空,只有拖把桶放在拐角,水还没干。
我走到自己座位旁,放下保温桶,放在桌肚里。相机摘下来,放在抽屉底层,盖上练习册。然后掏出课本,翻到昨天的页码,笔搁在桌上。
做完这些,我看表:六点三十二分。
预备铃响了。
我坐着,没动。窗外阳光爬上窗台,照在水泥地上,方方的一块,慢慢移动。
教室门被推开,有人进来。脚步声由远及近。
我抬头。
一个女生背着书包走进来,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马尾辫甩了一下。她看见我,愣了愣,然后笑了。
“早啊。”她说。
我没说话,只点了下头。
她走到自己座位,是离我不远的第二排靠窗。放下书包,掏出笔记本。我看着她翻开本子,写下日期:12月7日。
我也低头,在课本空白处写:
“12月7日,晨雾,未完成。父母送粥,相机随行。到校。”
写完,笔帽拧紧,放进笔袋。
阳光移到她的桌角,照见她圆框眼镜的反光。她抬手推了推镜架,没察觉我在看。
我收回视线。
教室人渐渐多起来。有人说话,有人翻书,有人咳嗽。粉笔灰从讲台边缘飘下来,落在空座位上。
我坐着,手放在桌上,掌心朝下。
保温桶在桌肚里,还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