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橘子糖的甜味，在我舌尖停留了三天。

这三天里，我开始期待清晨。不再是机械地起床、出摊、上学，而是会在路过印刷厂那条街时下意识放慢车速，会在巷口路灯下假装整理书包带子，会在听见身后传来车链声响时，心跳快上半拍。

“你的数学卷子。”

第四天早晨，她递过来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作业纸。我打开，是我那张58分的卷子，但每道错题旁边都多了两种笔迹的注解——蓝色是她的，黑色是另一种。

“蓝字是我写的解题思路，”唐依琳推着车走在我旁边，声音被晨雾裹得有些模糊，“黑字是陈浩写的，我同桌，他数学很好。”

“陈浩？”我听见自己声音里那点莫名的酸涩，真没出息。

“嗯，他也在攒钱买辅导书，我们约好了互相讲题。”她侧过头看我，马尾辫扫过肩头，“你要一起吗？”

“我……”我想说“我数学太差了”，想说“会不会耽误你们时间”，但最后脱口而出的却是：“什么时候？”

“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学校后面的凉亭。”她说，“我们都有早起的习惯，对吧？”

于是，从那天起，我的早晨有了新的刻度。

五点五十，在早点摊帮王大娘摆好蒸笼，她会塞给我两个还烫手的菜包——一个我的，一个给“你那用功的朋友”。六点整，我会准时出现在凉亭，石桌上已经摊开了三本不同版本的练习册。

唐依琳总是最早到的。她会用保温杯带热水，三个人分着喝。陈浩是个戴眼镜的男生，话不多，但讲题时眼神会发光。我们轮流讲自己擅长的科目——陈浩攻数学，唐依琳攻语文，我……我负责跑腿买草稿纸。

“周屿的英语其实不差，”第七天时，唐依琳突然说，“他完形填空只错两个。”

陈浩从题海里抬起头，推了推眼镜：“那明天开始，你讲英语。”

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讲题时，手心里全是汗。那道阅读理解讲得磕磕巴巴，但当我抬起头，看见唐依琳认真记笔记的侧脸，和陈浩点头说“这个句式分析得好”时，那股从胃里升起的紧张，慢慢化成了别的东西。

我们渐渐形成了奇怪的默契：谁的自行车链子掉了，另外两个会自然停下；谁家有事不能来，会在凉亭石柱上用粉笔留暗号；谁模拟考进步了，另外两个会凑钱买一根糖葫芦——三个人分着吃，山楂的酸裹着糖壳的甜，能回味一上午。

有一次，我问唐依琳为什么这么拼。

那时我们刚结束一场小测，她英语作文拿了全班最高分。她咬着笔帽，看凉亭外渐渐亮起来的天，声音很轻：“我爸去年工伤，腿不行了，现在只能在家糊纸盒。我妈在面馆，你也知道……一中学费是贵，但他们有全市最好的奖学金。”

“只要考进年级前十，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补助。”她转过头看我，眼睛亮得惊人，“周屿，我想让我爸妈能早点休息，不用每天熬到半夜。”

陈浩在另一边低声说：“我想让我妹能继续学画画。”

我捏紧了手里的笔，笔杆上还有我妈用胶布缠过的痕迹。我想说什么呢？想说我也想让我妈不用在菜市场一站一整天，想说我也想有一天能搬出那条总泛着潮气的巷子。

但最后，我只是说：“那我们一起，考进前十。”

一起。这个词有了具体的形状——是三个人挤在凉亭里呵出的白气，是草稿纸背面密密麻麻的公式，是分食一根糖葫芦时不小心碰到的指尖，是唐依琳头发上永远淡淡的、混着洗洁精和纸张味道的气息。

日子就这么过。深秋的风把凉亭旁的梧桐树叶一片片刮秃，我们的草稿纸却越堆越厚。期中考试，我数学第一次及格，唐依琳冲进年级前五十，陈浩稳在年级二十。

出成绩那天，我们奢侈地买了三瓶汽水，坐在海堤上喝。唐依琳突然指着远处海平面上的光：“你们看，像不像一中的校徽？”

“哪儿像了？”陈浩笑她。

“就是像！”她站起来，海风把她的校服吹得鼓起来，像帆，“等明年这时候，我们就能真的站在一中的操场上看海了。”

我仰头喝掉最后一口汽水，气泡在喉咙里炸开，带着灼人的甜。

那一刻我突然很确定——我喜欢的，也许不只是晨光里她抬眼看我时的笑容，更是这个会为了一道题跟我争得面红耳赤、会为了一次进步笑得见牙不见眼、会在寒风中搓着手却还坚持“再来最后一题”的唐依琳。

她是我想成为的样子，也是我想并肩同行的人。

“该回去了。”陈浩看了眼手表，“今天轮到我值日。”

我们推着车往回走。唐依琳走在中间，突然哼起一首跑调的歌，是当时正流行的电视剧主题曲。我和陈浩跟着哼，三个人三条声线，在晨风里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

快到分岔路口时，她停下来，从书包里掏出什么，塞进我和陈浩手里。

又是一人一颗水果糖，这次是荔枝味的。

“明天见，”她说，然后顿了顿，补充道，“战友们。”

我和陈浩对视一眼，都笑了。

“明天见，战友。”

车轮碾过满地梧桐叶，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我把糖揣进校服口袋，想着今晚要多背二十个单词——因为我不想只是站在她身后，看她走向光。

我想和她一起，走到光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