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市的雨季总是来得毫无征兆。

审计局三楼最里面的那间办公室，常年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劣质速溶咖啡混合的味道。陈砚盯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眼睛干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九点半，整栋大楼只剩下他这一扇窗还亮着灯。

他今年三十七岁，发际线已经有了危险的退潮迹象，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近乎刻薄的专注。在局里，年轻人都叫他“陈老狗”，因为他一旦咬住一个数字，就算把牙崩碎也不会松口。

“城南老厂区改造项目的资金流向，还是对不上。”陈砚低声嘟囔了一句，手指在键盘上敲下回车键。

屏幕上的数据刷新，红色的异常高亮依然刺眼。一笔三百万元的“临时安置费”，在账面上走得行云流水，从市城投公司的专项资金账户，经过两个过桥公司的中转，最后打进了一个叫“康颐”的养老服务机构。

手续齐全，发票合规，甚至连收款方出具的安置人员名单都附在附件里。

但陈砚觉得不对劲。

他太熟悉这种“完美”了。真正的账目，尤其是涉及拆迁和安置这种烂摊子的账，永远带着泥腥味，带着人情世故的磕绊。这笔钱太干净了，干净得像是在无菌室里做出来的假账。

他拿起桌上的手机，翻出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

林婉。

大学同学，现在的市城投公司财务总监。

电话响了三声就被接起，对面传来林婉略显疲惫的声音：“陈砚？这么晚了，有事吗？”

“城南老厂区的安置费，三百万，打给康颐养老院的。”陈砚没有寒暄，声音平得像一条直线，“附件里的安置名单，我抽查了五个，电话都打不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这两秒的沉默，在陈砚的耳朵里，比打雷还响。

“那是……那是之前的遗留问题，有些老人搬走了，联系方式没更新。”林婉的声音有些发紧，背景音里隐约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账目是合规的，陈砚，你别太较真了。”

“林婉，”陈砚打断她，“你以前做假账，从来不会在附件里留五个死号码。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没有！”林婉的声音突然拔高，随即又迅速压低，“陈砚，有些事不是你能查的。这笔钱……这笔钱没问题。你明天来一趟公司，我当面给你解释。”

“不用明天，我现在过去。”

“陈砚！”林婉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哀求，“今晚别来。算我求你，明天……明天上午十点，我在公司等你。”

电话挂断了。

陈砚看着黑下去的手机屏幕，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林婉是个极其骄傲的人，大学时她是系里的学霸，毕业后进了城投，一步步爬到财务总监的位置，靠的是滴水不漏的专业和冷硬的心肠。她从来不求人，更不会对他说“算我求你”。

她怕了。

陈砚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黑色冲锋衣。他没有直接去城投公司，而是从抽屉最底层摸出一个上了锁的铁皮盒子。

盒子里没有金银细软，只有一叠泛黄的复印件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灰色夹克，站在一栋老旧的厂房前，笑得有些拘谨。那是陈砚的父亲，陈建国。

二十年前，陈建国是市里第一批下基层的审计员。他死于一场火灾，卷宗上写的是“电路老化引发意外”。但陈砚一直记得，父亲出事的前一天晚上，曾把自己锁在书房里，烧掉了一整本笔记本。

第二天，火灾发生。

陈砚把照片塞进贴身的口袋，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雨下得更大了，砸在玻璃窗上像无数只绝望的手在拍打。陈砚走进雨里，没有撑伞。他需要这冰冷的雨水，来浇灭脑子里那股即将失控的燥热。

他知道，这三百万的灰尘下面，埋着他找了二十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