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经常跑医院。

挂号，排队，拿药，再挂号。中医说我肝郁、脉细、肾肝阴虚，精神科说我焦虑抑郁。我把诊断书揣进包里，又去国家图书馆。那地方安静，天花板上挂着白炽灯管，嗡嗡响。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把那本《煤气灯效应》从书架上抽出来。

蓝色书皮，书是半旧，明显之前有不少人读过，有的在页面上画线画圈，有的在旁边空白处写下心得，一翻开就能看到。窗外银杏正黄，一片一片往下掉，落在台阶上堆成薄毯，又一阵风来，全卷起来在空中打旋——好看是好看，也冷。

我读到一段话，铅笔一样的铅字扎进眼睛里："有一种人，把别人当作工具。使用完就扔掉，像一张擦过桌子的纸巾，团成一团丢进废纸篓。"

我合上书，手心出了汗。纸页上的铅字忽然变成了一面窗户，透过那扇窗，我看见了付静生的脸。

六十出头，高血压，嘴角永远往下撇着，像挂着一只秤砣。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没光，跟冬天结了冰的湖面似的——远远看着亮晶晶，伸手一摸，硬邦邦，冷得骨头疼。

"这种人从不会认错，"书里接着写道，"他们会把自己无法面对的一切——恐惧、无能、焦虑——统统投射到别人身上。像把脏水泼向一面镜子，然后指着镜子里的那个影子说：你看，多脏。"

我盯着那几行字，盯了很久。窗外的银杏还在掉，落了一片贴在外侧的玻璃上，慢慢往下滑。

"不可能，"我对自己说，"不可能。领导那么好的人。是我太敏感了吧？反应过度了吧？想多了吧？"

我把书塞回书架。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撞了一下桌腿，疼得我龇牙咧嘴。可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把疼咽回去。我走出图书馆，风灌进领口，缩着脖子往地铁站走。地铁里人挨着人，呼出的热气在口罩里凝成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那时候心想：我这样的，大专学历，湖北随州出来的，在北京混了快二十年才进了那么一家国企。工资五位数，五险一金交着，十号之前发钱，年底有奖金。多少人挤破头想要的位置，我凭什么在这儿疑神疑鬼？

可我忘了一件事——有些东西不是你想忽略就能忽略的。它像一根倒刺扎进肉里，不拔没事，一碰就钻心地疼。

那根倒刺是2019年3月8日扎进去的。

那天是妇女节，我亲戚介绍的，说那家单位"国企，稳定，待遇好"。我换了三趟地铁，从通州穿到东三环。站在那栋写字楼底下仰头数到十五层，玻璃幕墙反射着惨白的天光，晃得人眼睛疼。手机上亲戚的消息还亮着——"胡总人不错，你跟着他好好干。"

我坐电梯上楼，敲开办公室的门。付静生坐在最大的那张桌子后面，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他看见我进来，脸上堆起笑来——但那笑怎么说呢，像鳄鱼晒够了太阳，懒洋洋地张开嘴，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牙。

"你是李晨曦？"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遍，跟打量一件刚从仓库里搬出来的旧家具差不多，"刘总的外甥女？"

"是。"

"那行。"他往后一靠，椅子吱呀一声，"你来做行政兼出纳。财务负责人也是你。翻译，版权对接，跑外勤，都归你。"

我愣了一下。公司拢共就五个人，他把五个岗位串在一起报了遍，报完了歪着脑袋看我："有问题？"

"没有没有。"我摇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他挥挥手让我退出来。我走到门口，手还没搭上门把手，门还没关严，里头飘出来一句话。声音不大，跟针尖似的，扎进耳朵里——"又是关系户，笨手笨脚的。"

我站在那儿，手搭在门把手上没动。心跳漏了一拍，又猛地撞回来，撞得肋骨都跟着颤。

亲戚在电话里说："怎么样？见到胡总了吧？"我说见到了。"挺好的吧？好好干啊，别给我丢人。"我说好好好，一定好好干。

那天我走出写字楼站在东三环的人行道上抬头看天。天挺蓝的，云一块一块摊在那儿，跟棉花似的松软。我攥着入职通知单，心里热乎乎的——十几年了，终于有了个像样的地方。我当时的目标简单得很：保住这份工，稳住那五位数，把欠亲戚的人情还上。

我不知道后面四年等着我的是什么。要是我那天在国图看完《煤气灯效应》之后能勇敢一点，把书里那些字跟付静生那张脸对一对——对上了，我转身就走。哪怕再回地下室住，哪怕再端盘子收银，哪怕再倒三趟公交去做市场销售。可我没那个胆子。

人这东西最怕的就是"万一"。

万一我错怪他了呢？万一领导就是脾气大一点，心是好的呢？万一是我自己不够努力不够懂事不够能干呢？这些"万一"像蜘蛛网一样糊在我脸上，越挣扎缠得越紧。我把那本蓝皮书里的字当成了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可有些东西吹不走。那个词——"煤气灯操纵"——后来像一根鱼刺卡在我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北窑上村的小公寓里，两只猫蹲在门口等我。橘的蹭我脚踝，白的蹲着看我。我蹲下来摸它们的脑袋，橘猫呼噜呼噜的。我说："你们多好啊，不用上班，不用挨骂。"

橘猫看了我一眼，继续呼噜。它连反驳都不屑。

可那时候我不明白，有些东西比挨骂更可怕——是你挨了骂还觉得该骂。是你明明被当成了工具，还觉得自己不够好用。是你站在一口井底抬头看见一小块天，却以为那就是全部。

那根倒刺扎着，不疼的时候你以为它不在了。可一碰就疼。疼了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