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草滩风起，对峙经年

进入六十年代后期，鄱阳湖畔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粮食产量不高，生产队耕牛便是田里半条命。牛吃得饱，犁地才有劲；牛一旦掉膘，一整个生产队的秋收春耕都要跟着遭殃。湖草，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柴草，它直接拴着全队人的温饱。

每一年湖水往下退，余晃与鸣山两村的心，便跟着高高悬起来。

1967年香油洲对峙风波，靠着公社干部连夜驱车赶赴湖边，硬生生把剑拔弩张的人群拆开，才没有酿成大祸。风波平息之后，县里也知道隐患没有根除，专门下过通知：枯水期草洲开放割草，双方大队干部必须轮流上洲巡逻盯守，一旦出现越界，不许私自冲突，第一时间上报公社、县工作组处置。

制度写得清清楚楚，落地却是万般艰难。

草洲太大了。上岸洲、香油洲、黄金脑连在一起，一望无边。泥滩坑洼纵横，芦苇丛密不透风，靠寥寥几个大队干部来回巡查，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人跑到东边，西边就有人悄悄越界挥起镰刀；干部前脚坐船回村，后脚滩上的争执又悄悄冒出来。

余守义已经四十五岁。常年湖边风吹日晒，脸上沟壑很深，两鬓白丝越来越密。这些年，他活得很累。

对内，要压下本村族人的火气。村里老人常常堵在他家门口发牢骚，指着他数落：“守义啊守义，民国时候先人拿命守住洲地，轮到你当干部，处处忍让，是不是怕了鸣山金家？往后子孙要骂你窝囊。”

每到这时余守义只有苦笑。

他见过滩地上流淌的鲜血，见过失去亲人妇人哭到昏厥的模样。他比谁都想要属于本村的草洲权益，可他打心底恐惧再看见洲地上倒下年轻人。他一遍一遍跟乡亲讲道理，讲政策，讲械斗之后家破人亡的惨状。可宗族积怨根深蒂固，道理说千遍，也很难抹平心底的委屈。

对外，他又要跟鸣山大队打交道。常常坐船渡湖去找金松年协商。

两只小木船，在湖心遥遥碰面，两个人立在船头，湖风把衣衫吹得猎猎作响。没有热闹寒暄，气氛永远沉闷压抑。

金松年也并不轻松。幼年丧父，父亲的死，是整个鸣山村挥不去的伤疤。村里不少老者依旧反复向年轻人灌输旧仇。每次发生越界纠纷，鸣山这边同样群情汹涌。一边是村民生存压力、世代伤痛，一边是新社会法纪约束，他夹在两者中间，日夜煎熬。

“守义，不是我们有意纵容村民。”一次湖上碰面，金松年声音沙哑，“水沟早就被淤泥填平，老百姓站在滩上，根本分不清哪里是五二年协议的界线。肚子要填，耕牛要喂，普通社员顾不上档案柜里面一张纸。”

余守义望着远处茫茫草洲，长长叹一口气：“松年，我懂。可一旦动手，流血出事，受苦的还是两村普通人家。”

两个人彼此都懂对方的难处，却没有办法真正和解。旧伤横亘在中间，像一道看不见的高墙。私下可以互相体谅，回到各自大队，却又必须站在自己村民立场去争取利益。

小规模摩擦几乎年年上演。

有时候，只是几个放牛的社员，牛群不经意踩过对方已经码好的草垛，几句话不和，互相推搡谩骂；有时候，贪便利的村民趁着黎明大雾，偷偷划过模糊的边界割上一两片肥草，被对方抓个正着，扁担挥舞，脸上身上挂彩。事情不大，却像往旧伤口上面一遍遍撒粗盐。

1969年深秋，大旱，湖水退得格外彻底。

香油洲腹地大片肥厚湖草完全裸露。那一年秋冬气候反常，寒潮来得早，如果不能及时割足草料，很多耕牛熬不过寒冬。生产队下了硬任务，每一户要上交一定数量湖草。生存压力压到每一户农户肩头。

天还蒙蒙亮，大雾笼罩湖面。

鸣山几个青壮年，趁着雾气掩护，下到香油洲中部，埋头快速割草。雾浓，几步之外看不清人影，他们想着早割早走，神不知鬼不觉。

偏偏余晃村有个早起的老汉，驾小船下洲查看自家草垛。穿过芦丛，远远看见对面人影挥舞镰刀。老汉顿时血气上涌，连忙调转小船，飞快划回村里报信。

消息如同火星落进干芦丛，瞬间传遍整个余晃。

“金家人又抢占香油洲了！”

大队部一下子围满社员。年轻后生义愤填膺，抄起扁担木棍就要成群结队冲上草洲。有人高声呼喊，要像老一辈一样，用拳头把人赶出滩地。

余守义正在大队部开会，闻讯匆匆赶过来。黑压压一群人堵在门口，群情沸腾，嘶吼声此起彼伏。

“不能去聚众闹事！”余守义站在台阶上高声阻拦，“千万不要动手！我先带人过去现场核实，上报公社处理！”

怒火上头的年轻人哪里听得进去。

“上报上报！年年上报，人家年年占我们的洲！等干部过来，草早就被割光了！”

“祖宗的地盘，凭什么要一味忍让！”

人群往前涌动，几乎要把他挤开。一张张被愤怒烧红的脸，让余守义心底一阵发凉。民国二十六年那片血色滩涂的画面，又一次在脑海翻涌。他仿佛已经看见芦草丛中倒地的人，听见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张开双臂拦在大门口，声音因为激动微微发抖：

“我比任何人都心疼香油洲！可是你们想一想！一旦打起来，打出人命！谁家儿子倒在洲上，老婆孩子依靠什么过日子？流血容易，善后难！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

他提高音量，说起民国旧事，一桩桩，一条条，三十六条性命，无数破碎家庭。

喧闹的人群慢慢安静下来。愤怒还在，但是不少年轻人低下头。老一辈听着往事，神色复杂。

僵持半个时辰，终于勉强拦住冲动的群众。余守义带上两名大队委员，匆匆登上小船，赶往香油洲。同时派人骑上自行车，赶去公社紧急报告情况。

待到他们抵达滩头，大雾渐渐散去。

远远望见鸣山那几个社员还在埋头割草。见到余晃大队来人，他们也不慌乱。为首后生高声争辩：“水沟早就没有了，这片滩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可以作业之地，凭什么说我们越界！”

言语冲撞，双方当场激烈争吵。

没过多久，湖西方向又赶过来一批鸣山村民。听说余晃大队来人“驱赶”本村割草社员，不少村民心里不服气，自发赶来撑腰。不多时，香油洲滩头两边人越聚越多。

没有土铳，没有梭镖，可扁担握在手里，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两拨人隔着一片茂密湖草对峙，距离不过二三十米。怒吼声此起彼伏，情绪不断升温，冲突一触即发。

就在气氛濒临失控之际，远处湖面传来马达声响。公社的机动船突突破开湖水，公社书记、公安特派员带着民兵匆匆赶到。

干部与民兵迅速插到两群人中间，隔开剑拔弩张的人群。

“全部放下扁担！不许动手！有纠纷按政策调处！谁挑起械斗，依法处理！”

特派员厉声喊话，民兵列成人墙挡在中间。

紧绷的局势，硬生生被强行压制下来。

现场清点，鸣山这边确实越出了1952年协议划定的界线。公社当场作出临时处置：越界收割的湖草原地留下，不得运走；鸣山大队必须召开社员大会严肃教育；后续重新实地勘定水沟痕迹。

事情表面平息，怨恨却沉淀在人心深处。

鸣山村民觉得处置偏心，心里憋着一肚子委屈；余晃村民觉得处罚太轻，不足以警示对方。从洲上回到村庄之后，两村民间对立情绪进一步加重。

往后几年，年年枯水，年年提防。

公社也想一劳永逸，计划在黄金脑、香油洲分界处修建石头界碑。可鄱阳湖滩是季节性湖底，涨水之后完全淹没水底。石头碑立下去，大水冲击、泥沙淤积，用不了一两年，就埋进厚厚的淤泥之中。水退之后，又什么都看不见。

立碑，这条路走不通。

地界刻在纸上容易，刻进茫茫流动湖滩，千难万难。

余守义和金松年，无数次共同踏上泥泞草洲。脚下软泥陷到脚踝，湖风裹挟着冰冷水汽拍打身体。放眼望去，湖草浩浩荡荡，一望无际。脚下踩过的泥土下面，埋藏着民国时代浸透土地的血迹。

两个人站在荒洲中央，相对无言。

他们耗尽心力去调解、约束、劝导。可他们挡不住湖水变迁，挡不住老百姓生存压力，更无法彻底根除几代人沉淀在骨血里面的旧仇。

草洲岁岁抽新芽，旧恨岁岁暗自生。

时间走到1974年春天。

这一年春季大枯水。黄金脑整片广阔滩涂完完整整裸露于湖水之外，湖草蓬勃旺盛。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这片鄱湖荒洲之上，悄然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