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实行中央集权的一切权利都离不开秦孝公这位君主的支持，商鞅就是他手中一柄针对权贵阶级锋利无比的剑，而实际上这位君主内心也有属于自己的宏图大业，那就是一统天下。

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今西安阎良区一带）迁至咸阳，随着秦国规模越来越大，栎阳城小，不足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以及国君对宫室的需求，咸阳位于关中中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迁都的合适所在。

虽然咸阳与栎阳相距不过几十里地，但咸阳的地理位置比旧都更加优越，方便秦国东扩向函谷关用兵，而后来魏国马陵之战的失败也使商鞅看到了夺回河西之地的机会。

说起河西之地，魏国和秦国是有旧仇的，大小战役打了五次，河西地跨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西为北洛水，东为黄河，水源发达，适宜耕种，也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李悝变法后，魏文侯便派吴起夺下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并在此设了河西郡，可以说是世仇了，公元前341年至328年，秦国通过三场重要战役，逐步从魏国手中夺回了河西地区。第一次战役发生在秦孝公时期，由商鞅领导完成，后两次则是在商鞅死后秦惠文王统治下进行的。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此举引来了魏国的报复，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典型的打了小的来了老的，秦国则第一次偷了魏国的屁股，派军队偷袭魏国，取得了部分战果。

当时经过变法的魏国可是天下第一军事强国，赵国的首都邯郸被魏国包围很快告急，马上就顶不住了，急忙向邻国齐国和楚国求援，战国时代向来都是“要弱大家一块弱，国力窜起来的就打”，这也是合纵的精髓，弱国联合防止被强国吞并，齐国一听这还得了，赵国被灭，我齐国又那么有钱，魏国下一个打的可不就是我齐国，于是公元前353年，齐国分两路出兵攻打魏国本土援助赵国，迫使魏国退兵，让赵国喘口气，这也是“围魏救赵”的由来，魏国则分兵一路去打赵，一路去抗齐，主力军队不管不顾打下了邯郸，表演了一波换家。

楚国了攻取了魏国睢、濊之间的土地，与此同时，秦国这个老六也看到了机会，也想趁着魏国国内兵力空虚之际狠狠去撕一块肉，你们去打生打死去，我只想捞好处安稳发育，派兵打下了魏国旧都安邑。

魏惠王一看这局势急了，基本盘都被秦国打下来了，急忙又派兵据守要地固阳以抵御秦国进攻，多路分兵即使实力再强也难逃兵败的下场，二战的德国亦是如此，很快就被秦国攻下了固阳。

都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魏国明明是挨打的那个，却为何没有邻国援助呢？我想这就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利益链的划分，别的国家希不希望魏国好？

首先是魏国本身，经过变法后此时是战国中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比邻的赵国则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一个军事强国带来的威胁，韩国和被包围的周王室则是最弱小的政权，被四国包围随时都可被其它强国吞并，忽略不计，燕越两国不与魏国接壤，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关系，有实力去攻打魏国的也就只有秦、赵、齐、楚四国。

而这四国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综合国力来看都是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和希望，自然不希望看着魏国做大做强，由此可见，大国之间没有情谊可言，如今的中美，北约与俄罗斯也是如此。

公元前341年，距离桂陵之战又过去12年，这次秦国主动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目的想来只有一种：把魏国彻底打下霸主神坛，也是此次战役使商鞅的地位彻底达到顶峰。

这次秦国派出了商鞅进攻秦国的河西之地，魏国则派出了魏惠王的弟弟公子印迎战商鞅，而商鞅也在此战表现出了他老六的一面，假借议和之名骗公子印见面生擒了这位魏王的兄弟，主帅都没了，魏军大败，迫于无奈之下，魏惠王只能答应屈辱的外交条约，割让了魏国河西之地的部分领土，而商鞅也因此大功授封于君，这便有了后来“商君”的由来。

不过俗话说的好，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商鞅他的巅峰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的保护伞秦孝公的寿命即将迎来终点。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他的儿子嬴驷继位，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

在保护伞死后，新君不稳之际，那些恨商鞅的贵族势力便蠢蠢欲动，首当其冲的便是嬴驷做太子时的老师公子虔，据史料《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太子嬴驷犯法，公子虔受到了牵连受劓刑挖去鼻梁，随后闭门八年不出在秦孝公死后便网罗了罪名想置商鞅于死地。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

但商鞅与秦国有大功，一手缔造了秦国在战国时代的有利局面，难道就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如此草率的杀了这么一位于秦国来说极为重要的人物吗?从商君死后嬴驷继续沿用商法他也是对新法认可，那这历史记载就感觉有些自相矛盾。

后来的众贵族给商鞅安了一个造反的罪名，商鞅便急忙逃向边境，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这一段在《史记·商君列传》也有记载，因为自己所定的商法而流亡到魏国，荒唐而可笑但也足可见商法之严苛，更可见魏惠王之昏聩，两次因为一些个人意见和私人恩怨错过商鞅这位大才，如果当时他们接纳商鞅入魏，魏国后来何至于此，也真是时也命也。

在魏国没有接纳商鞅后，无奈之下只能回秦国归秦回到了商於自己的封地，历史记载后来商鞅发动了兵变失败后身死，尸体被带回咸阳车裂，也就是五马分尸，惠文王还下令杀了商鞅全家。

历史上对商鞅的商法褒贬不一，毛主席年少时也曾经对商鞅做出过正面评价，写过一篇叫《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文章，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人对他有不少负面评价，说他执法严酷，滥用酷刑，冠以“酷吏”之名。

不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非功过已与我们后人无关，商鞅改革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与沿用，也希望未来的我们有勇气，与众为敌，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