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天气还没转暖。陆晓舟背着包，坐上了回邻县的大巴。这次父母没跟着——经过这几个月的恢复，他们已经能放心让儿子独自出门了。

大巴沿着省道行驶，窗外田野一片萧瑟。陆晓舟靠窗坐着，手里拿着本数学题集，是高三上学期的内容。他翻了翻，大部分题还能看懂，只是手生。

医生说他可以正常上学，学校也同意他这学期先跟班听课，九月再从高三开始重读。

但他今天不是去上学的。

车到站，陆晓舟下了车。眼前还是那个熟悉的村子，但细看之下有了变化——村口新修了水泥路，路边立了太阳能路灯。

老房子大多还在，青瓦白墙，只是夹杂着几栋贴着瓷砖的新楼。村东头那片荒地，现在建了个小广场，有健身器材，几个老人正坐在石凳上晒太阳。

陆晓舟在村口小卖部买了瓶水，顺便问路。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低头刷手机。

“请问孙铁蛋老师家怎么走？”

妇女抬起头，打量他：“你找孙教授？他住村西头，白墙青瓦那栋，门口有棵桂花树。”

“谢谢。”

陆晓舟顺着她指的方向走。石板路还在，只是有些石板换了新的，踩上去声音不一样。

路两旁的房子，有的翻新了，有的还是老样子。他看见王二懒家的老屋——门楣上那个破了的木雕还在，只是颜色更暗了。院门开着，里面静悄悄的。

走过打谷场，现在改成了篮球场。几个半大孩子在打球，球砸在地面上砰砰响。其中一个孩子投篮姿势很标准，空心入网。

“好球！”陆晓舟忍不住喊了一声。

孩子们转过头看他，笑着继续打。

他继续往西走。果然看见一栋白墙青瓦的房子，两层，院子不大，但很整洁。门口那棵桂花树冬天叶子还绿着，树下摆着石桌石凳。

陆晓舟站在院门前，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脚步声，门开了。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着深蓝色夹克，戴着金属框眼镜。他个子不高，但腰板挺直，眼神很亮。

“请问找谁？”声音温和。

陆晓舟看着他。这就是铁蛋。1974年那个八岁的孤儿，一起在钱上放牛的铁蛋，傻根教他认第一个字。1979年考上全县第一，后来上了大学，当了教授。现在退休了，回村里住。

“孙老师，”陆晓舟开口，“我叫陆晓舟，是陆建军的孙子。”

铁蛋愣了一下，眼镜后面的眼睛眯起来，仔细看他。看了几秒，然后笑了：“建军老师的孙子？快请进。”

院子很干净，墙角种着竹子，还摆了几盆兰花。石桌上摊着本书，是《中国农村教育变迁史》，书页里夹着支铅笔。

“坐。”铁蛋搬来另一把竹椅，“喝茶还是水？”

“水就行。”

铁蛋进屋倒水。陆晓舟环顾院子——书架上堆满了书，大多是教育、农村研究类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桃李不言”，落款是“铁蛋自勉”。

“给。”铁蛋端来两杯水，在对面坐下，

“你爷爷走的时候，我在省城开会，没能赶回来。后来去他墓前上了炷香。”

“爷爷生前常提起您。”陆晓舟说，“说您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铁蛋笑了，笑里有感慨：“最有出息？要不是有人教我认字，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他喝了口水，眼睛望向院外：“那个人……你爷爷日记里写过吧？傻根。”

陆晓舟点点头：“看过一些。”

“傻根……”铁蛋重复这个名字，声音轻了，“他教我认的第一个字是‘人’。一撇一捺，他说，人就要互相支撑。”

“那年我八岁，我什么都不会。傻根哥就蹲在地上，用树枝写给我看。一遍不会，写两遍。两遍不会，写三遍。”

铁蛋说着，手在石桌上比划，仿佛地上真有树枝：“他还教过我算术。怎么算工分，怎么算收成。那时候生产队记账，会计忙不过来，他就帮我算，算得又快又准。”

“我考上初中，全村凑钱给我交食宿费。傻根哥也出了钱——他攒了几个鸡蛋，换了粮票，塞给我。”铁蛋顿了顿，

“我说不要，他说‘拿着，好好念’。”

陆晓舟静静听着。阳光照在院子里，把竹影投在石桌上，轻轻晃动。

“后来我上大学，学教育。每次放假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铁蛋继续说，

“唉，阴阳两隔！‘’

“1979年冬天，他走了。”铁蛋声音低下去，“那天我在县中学期末考试，考完回来才知道。跑到后山，看见那个新坟，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打球声，砰砰砰，很有节奏。

“你爷爷后来告诉我，”铁蛋擦了擦眼镜，

“傻根走之前跟他说，我会是个好爷爷。这话怪不怪？可你爷爷记了一辈子。”

“我也记了一辈子。”铁蛋重新戴上眼镜，看着陆晓舟，“没有傻根，就没有今天的我。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陆晓舟握着水杯，手指有些用力。

“孙老师，”他问，“您后来研究农村教育，是不是因为……”

“因为那段经历。”铁蛋点头，“我硕士论文就写乡村扫盲，博士论文写非正式教育对农村儿童的影响。后来一直做这个方向，直到退休。”

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杂志：“这是我去年发的一篇文章，你看看。”

陆晓舟接过。是一本教育类核心期刊，铁蛋的文章在第三篇。题目是《乡村扫盲教育中的非正式教师角色研究——以向阳村为例》。他快速浏览，看到“个案三”那部分。

文章写道：“在1979年代末的向阳村，有一个被村民称为‘傻根’的青年。他未受过正规师范教育，却在日常互动中承担了教育功能……本研究通过对当年受教者的深度访谈，还原了这一非正式教育实践的具体场景……”

陆晓舟翻到后面，看到访谈记录。其中一段是铁蛋的自述：

“受访者孙铁蛋（现年59岁，退休教授）回忆：‘他（傻根）教我认字时很有耐心。我写不好，他就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教。他说，字要写端正，做人也要端正。’”

“受访者强调，傻根的教学方法具有实用性：‘他教算术不是空讲，而是结合生产队的实际工分计算，让我明白学习有用。’”

陆晓舟合上杂志，手指摩挲着封面。

“写得好吗？”铁蛋问。

“很真实。”陆晓舟说，“就像在眼前发生一样。”

铁蛋笑了：“因为就是眼前发生的。我今年五十九岁，那件事过去五十多年了，可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重新坐下，看着陆晓舟：“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傻根从没想过要当老师，更没想过要改变谁的命运。‘’

‘’他就是做了他觉得该做的事——教一个孤儿认字，帮一个孩子算数。但这点点滴滴，真的改变了一个人，甚至一代人。”

陆晓舟沉默了一会儿，问：“孙老师，您觉得傻根……是个什么样的人？”

铁蛋想了想，很认真地说：“他不是傻子。至少，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傻子。”

“他懂很多。懂种地，懂木工，懂写字算数。他教我的解题方法，比我后来在课本上学的还简单。他做的木碗，我见过，建军老师用了大半辈子。”

“但他不爱说话。或者说，他不轻易说话。”铁蛋顿了顿，

“我后来想过，也许他不是不能说，是不想说。有些话，在那个年代，说出来反而不好。”

陆晓舟心跳快了一拍。

“你爷爷也这么想过。”铁蛋继续说，“他日记里写了，觉得傻根不是真傻。但不管真傻假傻，傻根做的事是真的。这就够了。”

“孙老师，”陆晓舟站起来，“我能去后山看看吗？”

“当然。”铁蛋也站起来，“我陪你去。”

两人出了院子，往后山走。路还是土路，但修了台阶，好走很多。铁蛋虽然五十九了，但腿脚利索，走得比陆晓舟还快。

“我常来。”他说，“清明、冬至，傻根忌日，都来。带本书，坐在那儿看一会儿，跟他聊聊最近的研究。”

走了十几分钟，到了半山腰。一片向阳的坡地，视野开阔。几座坟散落在松柏间，收拾得很干净。

铁蛋指着最边上的一座：“那就是傻根。”

坟很朴素，土堆上长满了枯草。前面立了块青石板，上面刻着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

“赵向阳（傻根）之墓。生于1960年，卒于1979年。向阳村小学助教，村里孩子们的老师。”

落款是：“全村人立”。

陆晓舟站在坟前，看了很久。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带着松针的味道。远处能看见村庄的全貌——老屋新房错落，水泥路像灰白的带子，小广场上孩子们在玩。更远处，学校那面红旗在风里飘。

和日记里写的一样——朝东，能看见学校。

“这碑文是你爷爷写的。”铁蛋说，

“他说，傻根虽然没上过一天班，但他是老师。真正的老师。”

陆晓舟蹲下，用手轻轻拂去石板上的灰尘。手指划过“老师”两个字，停顿了一下。

“孙老师，”他忽然问，“小草……现在在哪儿？”

“小草？”铁蛋笑了，“她在村史馆工作，当讲解员。就村口那栋新楼，去年刚建的。她五十七了，但看着年轻，整天乐呵呵的。”

“她过得好吗？”

“好。”铁蛋点头，“她儿子考上大学了，在省城工作。她退休后就回村里，说要把村里的历史整理出来，讲给年轻人听。”

陆晓舟点点头。他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墓碑。

“孙老师，您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

铁蛋拍拍他的肩，走到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下，背对着这边。

陆晓舟重新蹲下，手放在冰凉的青石板上。他在心里说：

铁蛋现在很好，退休了，还在做研究。他写了论文，很多人看了。

小草也很好，在村史馆工作，讲村里的故事。

我也很好。

虽然迟了四十五年，但我回来看你了。

风停了。

阳光照在青石板上，把“老师”两个字照得发亮。陆晓舟站起身，走向铁蛋。

“走吧，孙老师。”

两人下山。走到村口时，铁蛋忽然停下：“要不要去看看小草？她就在那儿。”

陆晓舟看向村史馆——一栋两层小楼，白墙灰瓦，门前挂着牌子：向阳村村史陈列馆。

“今天不去了。”陆晓舟说，“下次吧。”

铁蛋看着他，点点头：“也好。下次来，提前说一声，我让她准备准备。”

“好。”

两人在村口分别。铁蛋站在桂花树下挥手，陆晓舟走上回城的大巴。

车开动了，陆晓舟回头，透过车窗看见那个五十九岁的教授还站在那儿，身影在午后的阳光里越来越小。

他知道，这次拜访结束了。

但有些故事，还在继续。

有些记忆，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