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克伦威尔之死（1658-1660）

在同时代人看来，护国公制在1658年夏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克拉伦登写道：“自从克伦威尔将最后一个议会解散以来，国内的一切似乎都使他感到称心如意，他的权力和威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巩固。军队叛乱、保王分子的暴动、有预谋的外部入侵——这在春天曾威胁到他统治的三大危险——都成功地一一加以制服。有些阴谋集团因及时逮捕了他们的首领而被挫败。某些不忠的军官丢了职位，少数第五王国派的人员被监禁，10多名保王分子被最高法庭处以死刑，其中5名被送上绞架或断头台。在国外，杜恩战役（发生在1658年6月，英法联军为争夺西班牙属地敦刻尔克而发动的一场战争，结果以西班牙战败、英法联军攻占敦刻尔克告终）的胜利为英国军队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使克伦威尔在欧洲的声誉蒸蒸日上。克伦威尔的女婿福康伯格公爵在法国宫廷受到隆重的接待，路易十四派代表团向护国公作礼节性的访问，这些都表明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对克伦威尔友谊的重视。

当时，也有许多人对英国形势并不乐观。有些人认为，克伦威尔的权力正在摇摇欲坠，他必须屈服于他周围的种种困难；有人说，没有议会的支持他肯定要濒临彻底破产，如果他召开议会，他肯定会被推翻。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无论哪种困难都不是不能克服的。事实证明，自从克伦威尔执政以来，上述两种情况他都经历过，可是，他的政府始终向前运行着。

1658年，财政上的困难比议会的困难要严重得多。长期议会被解散时，国家财政一片混乱，每月的财产税提高到12万镑，欠债数字大约达70万镑。王室土地、教堂土地和没收得来的地产——这些都是紧急关头主要的财政来源——几乎都已出售一空。在护国公执政时，财政管理有所改善，公共费用大大地节减下来，税收也有所下降。每月的开支最初减少到9万镑，继而6万镑，最后下降到5万镑。但是，由于国家的费用没有同步减少，因此收入与开支无法达到平衡。克伦威尔政府从1657年到1658年的收入估计约为190万镑，而支出大约要超过40万镑。陆军费用约110万镑，海军约90万镑，地方政府约30万镑。造成赤字数目如此之大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镇压爱尔兰和苏格兰花费了大量钱财，而他们的税收不足以支付驻军的费用。因此，英国国库每年需补充大约25万镑。其二是护国公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据财政人士估计，大约不到50万镑就足以维持一支舰队进行防御的费用，但如果维持一支海军，它既要为争夺西方海洋上的霸主地位与西班牙交战、封锁西班牙的海岸，又要干预波罗的海强国之间的争端，所需费用就要两倍于上述数目。这样必然造成护国公政府长期经济拮据，债台高筑。到了1659年春，政府欠债数字已高达175万镑。假若护国公时期的经济学家们能够像威廉三世执政时的经济学家们一样，通过发行公债和借贷来弥补由于战争造成的亏空的话，也许这些困难会暂时得到缓解。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克伦威尔的财政顾问缺乏管理技术，未能采取上述手段，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开支或从议会那里获得大量的资助，怎奈这两种办法都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不过，上述两种手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下危机。1658年的战役取得胜利后，西班牙被迫同英国媾和，这样一来，英国海军和陆军的军费就可以消减一部分。在法国大使看来，护国公政府在财政上并不存在什么困难会危及它的稳定。根据他的观点，政府也不存在会被议会推翻的危险。共和分子在上次议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取得暂时性胜利的原因是因为从支持政府的成员中抽调出了40人组成第二议院，从而削弱了政府原来在人数上所占的优势，但这种情况今后不会再度出现。现在，护国公政府是得到、而不是失掉了议会的力量。诚然，1654年召开的议会的结果是削弱了护国公的权力，可是，1658年召开的议会又使他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因此，1658年夏天，护国公决定在临近年终时再召开一次议会。若不是因为他的死亡，这一愿望就可以实现。大家都相信，那届议会将再次向他提出就任国王之事。1658年12月的选举结果证明，政府派仍占大多数，至少是3:2。理查·克伦威尔从议会得到的支持否定了那种认为企图推翻他父亲的计划定能得逞的说法。

事实清楚地表明，护国公制的存在完全依靠军队的忠诚。在护国公制刚刚建立时，军队的人数不少于6万人；到了1654年12月，军队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在三个民族中仍有5.3万武装人员；到护国公制快要结束，大约还有4.8万人，其中包括佛兰德和牙买加的雇佣军。在这段时间内，军队的性质和成分都已起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反对政府的军官一个接一个地被解除了领导权：哈里森于1653年12月、奥弗顿及另外4个上校于1654年、兰伯特于1657年，帕克以及克伦威尔自己连队的5位上尉于1658年春天都被解除了职位。到了1658年，高级军官中一般不是克伦威尔私人的追随者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老兵，像蒙克类型的人代替了像哈里森类型的人。在下级军官和未任命的军官中，有很多是共和分子，但他们的影响还不至于对护国公的权力构成威胁。所有浸礼派教徒以及第五王国派的人统统被清除出军官阶层，非官职的士兵一般只是将军职看作是一种谋生之计，如果军饷过少，他们可能会起来反叛，但他们几乎从来不考虑维护什么政治原则。

护国公制的历史实际上是护国公逐渐摆脱军队的政治控制权的历史。他两次成功地挫败了议会中的反对派以及军队中的不满分子联合起来的企图，这些反对派的每一次行动都反而加强了护国公对军队的统治权力。从这方面来看，只要克伦威尔还活着，任何叛乱活动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样就促使保王分子和平等派一再要刺杀克伦威尔。1654年，查理二世身边的某些人以国王的名义发出布告：任何能成功地“以手枪、匕首或毒药”将某个叫克伦威尔的“家伙”杀死的人都可以得到500镑的偿金和骑士称号、上校的军衔。查理深知，这些指名要危害克伦威尔的计划应该和一次保王分子的叛乱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功，而不是采取单独的行动。因此，在平等派和保王分子联合起来以后，更加制定了许多同一性质的相应计划。陆军中校塞克斯比曾一度在克伦威尔的连队里当过兵，担任安排刺杀护国公的行动，而且他的经费由西班牙政府为了同样的目的来提供。1657年1月，辛德库姆的图谋败露，他本人就是受塞克斯比指使的。第二年5月，塞克斯比出版了一本题为《刺杀不是谋害》的小册子，其目的试图说明杀害护国公是合法而又光荣的行动。塞克斯比说：“被上帝赐予智慧和勇气的每一个人，都能相信为了他自己的荣誉、安全、他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应力求用各种各样合理的手段将世界从这恶魔手中拯救出来。我和克伦威尔势不两立。”但是，他在乔装去英格兰安排刺杀行动时被捕，最后以死囚的身份死于伦敦塔。

克伦威尔通过他的警察对以上阴谋了解得一清二楚，并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谈及此事。他在一次演讲中将这些人称之为“无聊之辈。”他在1654年将谋杀计划告诉议会时说：“这个计划首先是谋害我本人。我根本不认为这件事对你们和我有多么重要，因为在他们将要实现计划以前，他们的喉管就会出人意外地被割断。”

护国公的贴身警卫原来只是由45人组成的总司令警卫队，为了提防这些图谋，警卫队到1656年时已增加到160人。据保王分子的报告，在克伦威尔临终前的几个月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他的四周经常有警卫守护着，从汉普顿宫回家时他从不走相同的路，也很少在同一张床铺睡第二次。护国公不是一个神经受不住恫吓的人，但他和他的敌人同样知道，维系他的生命关系重大，而如果使他的事业永存下去则希望渺茫。

护国公制存在的主要危险是克伦威尔逐渐衰老，他现在已经59岁了。在他开始执政以前，由于征战的劳累，他的健康已经受到损害。1648年春天，他得过一场重病；1651年春，他又病过一次。在后来的这次病中，他说：“我想这一次我大概是要死了。”后来，因为政府事务的操劳，护国公的健康一直未能复元。外国大使的信件中也经常提到由于护国公的健康状况不好而导致他们之间的谈判一再推迟。

今天看来，护国公在1651年和1657年的签名存在明显的差异，先前雄浑有力的笔迹在6年后显得软弱无力。在他的演说中可以明显感到：护国公愈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在1657年时说：“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一个哲学的论题，即一个重要的职位，显赫的权威，实为一沉重的负担。”丹东（1759-1794，乔治·雅克·丹东，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袖，雅各宾派的右翼力量，法国政治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从失败中醒悟过来，惊呼当一个渔夫要比当一个人民的统治者好得多。克伦威尔有时也后悔当初放弃了宁静的乡村生活而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进而蒙受烦恼和兴衰不定的痛苦。“我敢当着上帝的面说，我们与他相比，只是一群可怜的在地上爬行的蚂蚁。我宁可居住在我的森林边去放牧一群羊，也不愿掌管现在这样的政府。”

克伦威尔用他原有的精力和勇气去面对每一个新的困难。但是，当他克服一个困难时，另一个困难便接踵而至，这样连续不断的斗争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在他的侍从梅德斯通看来，“他被迫在没有议会援助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与他周围的困难进行搏斗。”在他的第二届议会解散以后，他的负担大大地加重了。“我认为，这样毫无疑问地耗尽了他坚强的体魄赋予他的旺盛的精力，并将他无情地带往坟墓。”

悲伤的情绪也是导致护国公身体衰弱的原因之一。1658年2月，克伦威尔最小的女儿法朗西丝结婚刚刚四个月，她的丈夫罗伯特·里奇就去世了。接着，8月6日，他最宠爱的女儿伊丽莎白·克莱波尔在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后也离开了他。护国公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厮守在她身旁，他看着“她那忍受病痛的痛苦表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女儿去世后不久，克伦威尔得了一种疟疾病，周期性高烧折磨着他。过了几天，他似乎摆脱了病魔的纠缠。8月20日，教友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去汉普顿宫向护国公祈求“关于教友会教士不幸遭遇的问题，”正好遇见他在公园里领着他的卫队在骑马。福克斯说：“在我走近他之前，我似乎看到和感到死神在萦绕着他。等我走到他面前时，他看上去像个死人。”第二天，克伦威尔再次病倒，但他认为为他祈祷定能奏效。他对一位对他病情表示疑虑的医生说：“不要愁眉苦脸，你要把我当作一个有用的人来看待。你可能有精通事物自然的本领，但自然能超越所有医生所能做的总和，而上帝又远在自然之上。”在寒热发作过后，医生教他搬到白厅去住，因为换个环境可能有利于他的治疗。

在白厅，克伦威尔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他承受着寒和热交替侵袭的折磨。所有人都意识到情况的严重。瑟洛写信给他的儿子亨利·克伦威尔说：“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担忧，而不是希望。”8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二，法国大使告诉他的政府，护国公已经生命垂危。但就在这天晚上，他的病情又有所好转。一个守护在克伦威尔病榻旁的人听到他在祷告，他说，一种明显忠于上帝事业的精神激励着他坚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仅为自己和家庭祈祷，也为了清教的教义和所有的清教徒——为了“上帝的事业”和“上帝的人民”而祈祷。他说：“您造就了我，虽然我是一个微不足道、卑贱的工具，但我一直为他们谋福利，为您的事业服务。他们中很多人给了我过高的评价，虽然别的人希望我死或为我的死而高兴。但是，上帝，无论您怎样处置我，我仍要继续为他们谋利益。望您给予他们持久的理智、忠心和互爱，请继续拯救他们……教导那些过于看重您的工具的人，应更多地依靠您自己。请原谅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也是您的人民。请原谅这篇简短的祈文的愚蠢之处，为了基督上帝，假如您乐意的话，请赐予我们一个美好的夜晚。”

克伦威尔越来越虚弱。9月2日，星期四的整个夜晚，他烦躁不安，不时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很难听出他在讲什么。他又讲了一遍：“我多么愿意活下去再为上帝及其人民多做点事情，但我已不能尽职了。”“上帝将和他的人民在一起。”他听从死神的降临。

一位医生递给他一些饮料，希望他喝下去争取能够入眠。但是他回答说：“我现在不想喝什么，也不想睡觉。只希望让我快点死去。”黎明时，他又用各种不同的庄严的词语以表达他内心的慰藉和宁静，其中还夹杂了一些“极端贬低自己的话来否定和批判自己。”在这以后他安静下来，于星期五（9月3日）下午四时与世长辞。

克伦威尔生病期间曾书面指定他的长子为继承人，因此，在奥利弗死后约三小时，理查被任命为护国公。各郡、城市以及连队纷纷向新上任的统治者致意，国外列强也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予以承认。他就像传统君主家族代代相传的后裔一样，并未遭到人们更多的反对。瑟洛写信给亨利·克伦威尔说：“现在连狗都未叫一声，我们这里异常安静。”

理查首先关心的是为他父亲举行葬礼。已故护国公的遗体抹上了防腐香油，从白厅运往萨默塞特宫，像以前詹姆士一世的遗体一样，放在无盖棺材中任人凭吊。他身上穿着紫色和貂皮的皇袍，手中握着黄金的王杖，头上戴着王冠，涂了蜡的遗体一连存放了好几个星期。9月26日，他的遗体被秘密地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亨利七世的小教堂中，但直到11月23日才以极其隆重、壮观的仪式举行了公开的葬礼。所有重要的政府官员、行政官员以及军队各连队的军官都庄严肃穆地列队从萨默塞特宫步行到大教堂，道路两旁排立着穿着崭新的红色制服的士兵。

新任护国公一开始就面对两个难题：一是他既涉世不多又无战功资历，军队将领都是他的长辈，根本不买他的账。二是政府财政拮据，到1659年春已累积175万镑的债务，超过政府一年的可支配经费。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枢密院决定召开新的议会，即第三届护国制议会，它由温和的长老派、秘密的王党分子和少量的共和派组成。1659年4月18日，议会投票通过决议，规定军官委员会开会必须经过护国主和议会的同意，所有军官必须宣誓不得以武力解散议会。但五天以后，军官们便迫使理查解散了议会；又过一个月，他们就把理查·克伦威尔赶下了台。这样，存在了五年多的护国政治寿终正寝。

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后，英国已尝试过多种政治制度，包括共和国、护国政治、议会政治、军事管制等等，但无一成功。至此，一切政治实验都走投无路了。英国革命出现的问题，是它没有能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取代被推翻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尽管革命是胜利了，因为国王已被处死，但革命却因为不能创造新的政治制度而走进了死胡同。克伦威尔生前凭借自己的威望控制住了局面，可是，他的统治只是君主个人统治的翻版，传统的惯性并未使英国跳出旧的运行轨道；相反，英国只是在革命的狂风巨浪中转了一个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

接下来就是军官们的天下了。为了掩饰军人专政的本色，他们恢复了残缺议会，但残缺议会不仅没有表现出顺从的意愿，反而试图夺权。他们以煽动请愿为借口，解除了约翰·兰伯特和其他几位军官的职务。于是，兰伯特就在10月干脆解散了议会。军官之间开始争权，谁都想顶替克伦威尔的空缺。兰伯特和军队总司令、理查·克伦威尔的妹夫查尔斯·弗利特伍德尖锐对立，而苏格兰驻军司令乔治·蒙克则以保卫残缺议会为借口，率领6000名军人南下，在未遇到任何真正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伦敦。蒙克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局面，于是就召回了1648年普莱德清洗中被驱逐的长老会派议员，从而恢复了长期议会。接着，他又让长期议会自行解散，并通过召开“非常议会”的决议。一个英国代表团被派往荷兰，与流亡的查理二世进行谈判，就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问题达成了妥协。特别有趣的是，率领代表团的正是当年新模范军的主帅费尔法克斯。就这样，在当年的革命军队的力主之下，斯图亚特王朝名正言顺地复辟了。

1660年5月29日，查理二世“带领了2万名骑兵和步兵举行了凯旋仪式，重新进入伦敦。士兵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欢腾雀跃；道路两旁撒满鲜花，钟声齐鸣，街上挂满锦绣，喷泉喷出美酒。”

保王党分子约翰·伊夫林写道：

“我站在斯特兰德大街上观看着这情景，祈祷上帝。现在所有这一切没有流过一滴血，而且正是由曾经反对过他的军队完成的。但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样的复位是自犹太人从巴比伦监狱获得自由以来，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在这个国家从未见到过的欢腾和光明的一天。这样的情景是所有人都未曾预想到的，也是未曾想去实现的。”

在随着国王复位后所制定的宪法条文中，英国的一切又回复到内战开始前一样。克伦威尔在长期议会时所制定的立法以及所有的法律统统作废。国家实行大赦，除了当年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弑君犯”和少数被认为极其危险的分子以外，所有的政治犯都获得赦免。12名弑君者以叛国罪被处以极刑。休·彼德斯（伦敦城区独立派领导人之一）和亨利·韦恩爵士（曾任长期议会议员，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大约有20人逃往国外，还有25人被终身监禁。在处理完活人过后，新政权开始向死人进行报复。11月，下议院收到一张褫夺克伦威尔以及其他已故的弑君者公民权的名单。在下议院讨论的过程中，泰特斯上尉起身说道，不应让这些叛徒们留在他们的坟墓里而免受处决，应将他们从坟墓中拖出来。既然有些人的头颅已被放置在门楼示众，因此他希望下议院能下令将已埋在威斯敏斯特的恶棍们——克伦威尔、布雷德肖和艾尔顿——的尸体从坟墓中拖出来拉往梯伯恩，在那里悬挂一些时候，然后再把他们埋到绞架下。

泰特斯的建议获得一致通过，虽然许多与会者同意佩皮斯（复辟时期海军部的官员和议会议员）的看法。佩皮斯表示，像克伦威尔这样有胆识的人如果受到这样的侮辱将使他感到难受，因为用其他的方法也可以使他得到应有的处罚。

1661年1月26日，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小教堂他们的坟墓里被掘了出来，于星期一从威斯敏斯特运往霍尔伯恩的红狮旅馆。1月30日早晨（这天是查理一世被处决的第12个周年日），他们的尸体和布雷德肖的尸体一起被放在雪橇上，从霍尔伯恩运往梯伯恩。据当时的报纸报导：三具尸体运到梯伯恩时，人们将其从裹尸布中拖了出来，以不同的角度吊在绞架上，一直吊到太阳落山，然后把他们取下来，将头砍下，再将他们令人恶心的躯体扔到绞架下面一个深深的坑里。刽子手把他们的头颅放在杆子上面，挂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屋顶上。布雷德肖的头挂在当中（因为他曾是审判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的主席），艾尔顿和克伦威尔的挂在两旁。

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然而仍有其他许多地方被说成是克伦威尔的埋葬地，正如当年许多地方竞相以荷马的诞生地为荣一样。同时，国外也散布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谣言，说那具受到各种侮辱的尸体不是克伦威尔的。两年后，一位到英国旅游的法国人听说克伦威尔曾教人把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的皇家墓地打开，将里面的尸体都运走，因此就无人可以知晓他自己的尸体放在何处。佩皮斯曾向已故护国公的牧师重复讲述了这个故事，但牧师回答说，他相信克伦威尔决不会可怜到有如此低劣的想法，为了这件事来烦恼自己。另一种谣言说，克伦威尔的尸体被秘密运走，于深夜被埋在纳斯比战场上。还有第三种谣言说，克伦威尔的女儿福康伯格女士预料到事态会有变化，在此以前已将她父亲的遗体从威斯敏斯特运了出来，重新埋进了约克郡的纽伯格小教堂内。所有这些说法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有人相信，但是，怀疑克伦威尔的尸体曾吊在梯伯恩的绞架上并及时地将之埋在绞架下面的坑里的说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现在，在康纳特广场所在地的街道一两码深的地下，在走过这里的人们的脚步或马蹄下，正埋着伟大的护国公的遗体。

卷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