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克伦威尔和他的议会

从1654到1658年，英国在政治上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克伦威尔能否成功地使军队授予他的权力得到国家的首肯。国外人士对这种情况看得清清楚楚。著名的瑞士大臣奥克斯特恩在听了怀特洛克关于建立护国公制的报告时对他说，护国公还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他要使自己成为钢打铁铸的。”怀特洛克问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臣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说，他成为护国公必须要得到你们议会的确认，议会将是他最有利、最伟大的力量所在。”

克伦威尔本人并不满足于仍受命于军队，他希望得到拥护，而不是用武力来进行统治。但是，在他面前存在两个主要的障碍：一是英国人根深蒂固地厌恶军权统治，而这正是他权力的根基；另一个是下议院的传统。1649年1月，下议院被认定为国内代表人民至高无上权利的最高权利机构。该决定一经宣布，则永远不得更改。而对于一部分共和主义来说，唯一的合法政府是被排斥的长期议会。根据法律规定，长期议会永远不能解散，除非它自己同意。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任何经选举产生的议会都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允许任何外来势力限制议会的权力将被看作是对自由和国家的背叛。

第一次议会选举是在1654年9月根据《政府约法》的明文规定所进行的。它的成员大多数是长老派或温和的独立派，因为小议会的极端分子在选举投票时被排斥在外。显而易见，在下议院准备接受克伦威尔为国家元首时，并不愿接受由军官们所提出的宪法。因此，它不满足于仅起立法机构的职能，而宣称自己是个立宪会议。护国公可以行使执行权，但他需要根据人民代表所规定的条文来执行。“政府应由议会和个人”来推行所通过的方案，“但此人应受到议会在适当时候的限制和控制。”这样一来，《政府约法》赐予护国公的同等、独立的权力便产生了问题，同时，议会又宣称它具有绝对权威。

克伦威尔认为，自己必须为保持他自己和宪法的权限对议会进行干涉。经过再三权衡，他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在宪法的基本精神不予更动的情况下，议会可以对宪法做出更改。他们可以更动“细节”，但必须承认其“基本原则”。他把这些基本原则归纳为4条：政府由个人和议会共同管理；议会与护国公应分别掌握军队；议会开会的时间应有一定的限制；人民应有信仰的自由。至于他自己，克伦威尔则强调，他的护国公的称号是已得到国家批准的。军队、伦敦城区、英国大多数自治城市和乡村都发过声明表示赞同。那些新推选出来接受任命的法官们也承认他的领导；那些根据他的命令可以参加选举的行政长官们以及置身到这些选举中的当选人员，也拥有他们自己的权力。因此，他的权力是建立在直接或间接得到人民的承认和同意的基础上的。为了这些民族（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利益和他们的后代，他要不顾一切反对而维持现有的地位。“随意将这个上帝所拥有的、人民所拥护的政府抛弃掉——我宁愿马上将自己埋进坟墓，遗臭后世，也不愿对此表示同意。”

大约有100个议员因拒绝签名效忠于共和国和护国公，以及反对把政府置于个人和议会之下而被开除出议院。其余的人接受克伦威尔的请求，着手对宪法进行修改。他们花费了许多天进行争论，而且浪费不少时间在字面上作无意义的争辩，最后只作了审慎的修改。他们确定护国公的官职由选举产生，国务会议更多地依附于议会。另一方面，他们限制护国公对立法使用否决权，并设法限制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他们拟定了一个应受谴责的异教的名单，并列举了20项信条，任何人对此信条不得违抗。对这些做法，军队和护国公都甚为震惊。军官们请求克伦威尔出面干预。最后，议员们同意有关异教的问题应该由护国公和议会共同来作出决定，但还保留另一个问题没有妥协的可能。根据《政府约法》，护国公有权保留3万名常规军。但到了1654年年底，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所拥有的真正军事力量已达到5.7万人。国家每年支出的费用高达267万镑，而税收只有215万镑。议会迫切需要减少税收，这首先要降低军费的开销。当时，军费每年高达156万镑，因此，必须将军队减少至合法的最高额度。经过多次讨论，最后投票决定给予130万镑费用，这些费用足以维持一支3万人的军队。议会又拨给军队一笔钱，作为2.7万名士兵的遣散费。与此同时，文件还坚持国家军队的领导权应当属于议会，而不属于护国公。对于这个问题，奥利弗不能作出让步。他和他的国务委员会都表示，3万人的军队不足以维持三个民族的安全。

在苏格兰境内，保王党的叛乱刚刚被制服；爱尔兰虽暂时被征服，但不满情绪仍在不断增长；在英格兰，由于议会与护国公之间的意见不一，正在酝酿着一场暴乱。克伦威尔说：“在我执政的5个月当中，争端和分裂，不满与失望，再加上整个形势的不稳，与几年前相比正在成倍地增长。国内外的所有敌人已经为在这些民族中重新制造混乱创造了条件。”

克伦威尔说，保王分子在一段时间内已将他们自己武装起来，“毫无疑问，他们总有一天会用得上这些武装的。而且我们相信，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我们的分裂而浑水摸鱼。”平等派现在和保王派步调一致地进行活动，“试图将我们陷入血泊和骚乱之中，这种骚乱要比英国以前经历过的所有骚乱更加可怕、更加危险。”共和主义者中的上层人物也参与了平等派在士兵中制造的骚乱。由于议会迟迟未对支付军队款项的问题进行投票通过，再加上已通过的支付给军队的款项数额的不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上述阴谋的进行。在苏格兰，已有30个星期没给军队发饷了，而且享受免费居住营房的士兵即将失去这项福利。与此同时，一个想要抓捕蒙克，让别的将军取而代之并向英格兰进军以推翻政府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在此情形下，克伦威尔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如此大量削减军队或者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权的。他说：“假如在当今这样的时刻，正当我们急需民兵来保卫我们的事业，正如当年我们创建民兵时一样，而却将民兵的权力交了出去，那我们大家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同样，假如宪法仍保持不变的话，他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放弃对军队的控制。克伦威尔说，除非由护国公和议会共同平等地掌握军权，否则护国公的政权“永远也不能再去做他应做的好事，也不能去阻止议会永久存在下去，或阻止议会把自己喜爱的宗教强迫人们去信仰，以及将他们喜欢的政府强加给国家。”假如将这些基本原则都放弃掉，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将处于险境。因此，他最后说：“我想这是我的职责。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不是为了这些民族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大众和公共的福利，而是为了你们能在这儿继续生存下去。”

克伦威尔在前面提到的阴谋已广为传播，情况极其危急，但是由于政府的高度警惕，终于将其消灭在了萌芽状态。奥弗顿中将，这位被苏格兰叛乱者选中作为他们首领的人，首先被监禁在伦敦塔中，然后送往泽西岛。哈里森少将，第五王国派的成员，也曾想倚仗他来领导他们，结果被送往卡里斯小溪堡。平等派的首领魏尔德曼少校在抄写一份题为“自由和善良的英国人民正在武装起来反对暴君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宣言时被捕。由于许多保王分子被捕，他们的阴谋被彻底挫败。他们的叛乱原本定于2月13日举行，但被迫推迟了3个星期。3月初，虽然有五、六处地方举行了集会，但是，很少有人听从叛乱者发出的信号。结果，百姓们各回各家了。唯一的一次真正叛乱发生在索尔兹伯利，彭鲁道克上尉和约瑟夫·魏格斯塔夫爵士在那儿纠集了三、四百人，宣布效忠于查理二世。随后，他们袭击了康沃尔，那里保王党的情绪仍然十分激烈，但他们在德文郡的南摩尔顿被克伦威尔的士兵追赶上并击败。彭鲁道克及少数人被处以死刑。他们的几十名追随者被送往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园劳动。

叛乱一经镇压，克伦威尔立即着手裁减军队，以表示他想减轻国家负担的愿望，并希望尽可能地满足原来议会提出的合理要求。1655年的春天和秋天，1000-1200名士兵被遣散，那些仍然在职的人员，其军饷也减少了。接着，护国公又扩大了军事统治的范围，该措施造成群众对他的怨恨情绪超过了对他的政府所实施的其他任何一项措施。当时英国被分成12个区，每个区安置一名带有当地陆军少将头衔的军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维持该区的治安。他有权实施一套严密的警察制度以防止反对政府的阴谋得逞，以及督察所有有关公共道德的法律条文实行的情况。该官员统管当地的民兵和由每个郡征集来的骑兵队。这些民兵和骑兵队组合在一起被称为“常备民兵骑兵队”，大约由6000人组成，每年消耗费用大约8000镑，只要一有通知即可将他们召集起来。队伍所需款项原则上从征收保王党乡绅的税收中的10%获得，具体数额由该军官在当地行政人员的协助下负责评定。

建立治安制度作为一项警备措施无疑是成功的，但从政治上来看，却是个大错误。如果同克伦威尔以前所奉行的政策相比，新政策的实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克伦威尔在1652年实行的大赦，以及取消宣誓效忠于共和国的禁令，都是为了促使保王分子忘记他们过去的失败，从而成为善良的公民。在现在公布的宣言中，为了证明他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他所持有的观点是保王分子无法接受的。于是，他开始抱怨这些保王党总是力图明确地将自己与深受感动的人隔离开来。“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想与我们联合。”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被撤职的牧师的教育，而且只限于在自己的教派里进行通婚，“似乎他们想要一直争斗下去，也不让其子孙后代同我们和解。”人们也许会说，为了少数保王分子的错误而惩罚所有的保王派是不公正的，但他们通常情况下是整个党派都参与进去的。因此，“假如需要花更大的力量进行这项工作的话，压制这个党派是最为公正的事，因为这一切争斗都是由他们引起的。”

这些争辩只能说服那些支持政府的人们；对其余的英国人来说，陆军少将粗暴的、追查到底的做法就足以使他们对这种治安管理制度进行谴责。当然，护国公的顾问中的军事人员显然比律师和市民出身的顾问更有势力。虽然护国公制力求建立一个温和的、遵守宪法的政府，但最终仍然是以一种军事独裁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与此同时，有一股合法的反对势力比保王分子的阴谋更为危险地威胁着护国公的政权：律师们开始对护国公的法令的有效性提出疑问；法官们在强制执行时表示疑惑不定；两位掌握国玺的官员，怀特洛克和韦德林顿对于执行改组大法官法庭的法令有所顾虑而提出辞呈；法官纽迪盖特和瑟尔普拒绝执行对北方叛乱进行审判的使命；一个名叫科尼的商人拒绝交纳不是根据议会法令所规定的关税，他的辩护人特怀斯登军士则坚持说根据克伦威尔的法令，他们的税收是违背大宪章的，接受该案件的大法官洛尔辞去职务，以避免对此问题作出裁决。

克伦威尔采取镇压的方法来对待这此反抗者：他逮捕了那些拒不交税的人；将科尼的律师送往伦敦塔，并以垂首听命的律师代替那些持怀疑态度者。科尼在威吓和诱骗下收回成命，律师们也纷纷请罪并表示屈从。护国公用来解释采取这些专制行动的唯一藉口是出于不得已。他深信，维持他的政府的存在是对人民有益的，因此他下决心要用武力来维护它。当护国公宣布建立他的护国公制度时，据说著名的长老派神职人员卡拉米曾对克伦威尔说：“这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在10个人中将有9个人会反对你。”克伦威尔说：“那好，假如我解除了9个人的武装，而把刀剑交到第10个人手中，难道事情还办不成吗？”

然而，无论是唇枪舌战抑或是诉诸武力，都不能说服共和主义者的领导人承认政府的权威，甚至像韦恩和赖德洛这样的人都坚决拒绝对不进行反政府行动的协议表示同意。

一次，兰伯特对赖德洛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政府当作一个合法的政府呢？”赖德洛回答说：“因为在我看来，它实质上就是我们大家都曾反对过、而且为此付出巨大流血的代价和耗尽了财富的政府的重建。”护国公亲自问他道：“那你所希望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呢？”赖德洛说：“那就是我们现在所为之奋斗的，因为国家必须由自身所同意的政府来统治。”克伦威尔回答说：“我正是寻求任何人都能赞同的政府。”“但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到这样的赞同呢？”

这的确是个难题。赖德洛说，这样的赞同是需要“所有各式各样的、忠于和热爱公共事业的人们”的赞同。韦恩在他的《和解问题》一文中说，一个能代表“所有拥护这项事业的整体”的大会是唯一有权管理这个国家政府的机构。但是，他们二人没有看到，清教教派的分裂已经导致清教徒永远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1656年夏天，护国公召开了第二次议会，尽管根据《政府约法》的条文，到1657年以前他并不需要召开议会。但是，他需要钱用于与西班牙的战争。同时，陆军少将们告诉他，他们能保证选举出的成员对其政府施政有利。可是，当选举开始时，真实情况却使陆军少将们大吃一惊。18个月来在各处所推行的专横措施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不要官吏，不要军人，”这是群众的呼声。在选民区过大而无法控制的郡，很多对政府持反对态度的候选人当选。当议会召开时，护国公的国务委员们行使了决定候选人资格的权利，将近一百个候选人以不忠于政府的名义被取消了资格并被排斥在外。

那些被取消资格的代表提出抗议，但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那些被允许参加会议的人吓得一声也不敢吭，他们大多是温和的长老派或独立派，情愿支持任何一个不再进行政治斗争而建立一个安宁国家的政府。他们情愿承认克伦威尔为护国公，这样说的证据是他们通过了一项法案，即取消斯图亚特王朝的称号，并对阴谋推翻政府的人判以叛国罪。海军上尉斯特纳捕获了西班牙装载财富的船只，此事恰好发生在议会开幕之时，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克伦威尔的对外政策。于是，下议院同意了克伦威尔的请求，支持他进行与西班牙的战争，并决定拨给他40万镑的军费开支。

在其他问题上（比如税收和宗教迫害），人们很快发现，反对护国公的人依然不少，即使在护国公政体的支持者中，支持其反对宗教迫害政策的人也只占极少数。曾经有一个偏激的贵格派教徒詹姆士·内洛尔在伦敦及其他城市传教，有许多狂热的追随者。下议院以“亵渎罪”对其加以逮捕，许多议员都急于宣判他死刑。克伦威尔试图进行干预，以减轻内洛尔的罪名。可是，他的干预被下议院驳回，内洛尔被烙上印记，遭到毒打，并任意加以监禁。更令人气愤的是，下议院反对向保王分子征收“什一税”以供养新民兵。陆军少将几乎受到来自下议院各方面的攻击，他们指责该税收是不公正的、违背公众信用的。就连克伦威尔的女婿克莱波尔和他所信任的大臣布罗希尔也发言反对该条款。也就是说，除了士兵以外，很少有人支持陆军少将的工作。最后，靠陆军少将们维系的治安制度终因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而被彻底否决。

就在以上这些斗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一个企图危害克伦威尔生命的阴谋浮出了水面。一个从军队退伍的士兵——平等派的迈尔斯·辛德库姆数次企图在克伦威尔去往汉普顿的途中从窗口向他开枪射击，或者当克伦威尔到海德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时在马车上将他杀害，但都未获成功。于是，他试图在白厅的教堂中纵火，以期在混乱中寻机杀人。当这个阴谋被人报告给议会时，一位不出名的长老派成员阿希先生竟令人吃惊地提议在发言中加上一段贺词。他说：“殿下（指护国公）如能按照古老的宪法来管理政府，那将对保存他自己和我们都大有帮助。我们的自由和安宁以及殿下的地位和特权都将得到一个古老而牢固的基础。”

在下院以外也经常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在《政府约法》的第一份草案中，军官们就曾经提出要克伦威尔以国王的称号来代替护国公，但被他拒绝了。1655年8月，在伦敦又流传一份请愿书，敦促克伦威尔采用国王或皇帝的称号，但是，请愿书的作者受到国务委员会的斥责，请愿书最终被压了下去。1656年年底，打败西班牙的胜利引起了一阵广泛的议论，有人认为，克伦威尔值得列入英国国王的名单中。这种激情反映在长期议会议员沃勒为庆贺捕获西班牙装载财宝的船只而创作的诗歌中。诗人写道：

“让欢腾的国家为之祈祷，

快将那丰富的矿藏熔化掉，

为他做一顶皇冠，使国家稳定，

穿上貂皮和紫袍，用西班牙的黄金，

制成帝王权杖握在手中。”

但是，无论是国外取得的胜利还是国内的危急情景，都不能使恢复君主制的愿望像要求恢复到立宪政府那样强烈。反对“第五王国派”人士的统治使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而反对军人的统治又产生了要他当国王的企图。一位观察力敏锐的议员写道：“他们对陆军少将的专断独行极其憎恨，以致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受到法律管辖和限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权。”阿希的建议被少数强硬的共和主义者当作一项罪行而否决，但却为后来的拥护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五个星期后，一位伦敦的议员奥尔德曼·帕克提出一项建议恢复君主制的提案。共和分子认为这项建议是受克伦威尔本人鼓励而提出来的，可实际上这是出于中等阶层的商人和律师之手。于是，在下议院再度形成军人为一方、市民为另一方的局面。陆军少将们在士兵和共和分子的支持下坚决地逐条逐条地驳斥了该法案，但最后在3月25日，议院终以123票对62票的优势通过了决议：请护国公接受国王的称号和职责。3月31日，该提案以议会的“恭顺的请愿和建议”为标题呈送给护国公接受。

克伦威尔的答复是迟疑和含混的。他对他们给予的荣誉表示感谢，并表示他赞成新的宪法，但最后他还是拒绝了。他说他不能只接受建议中的一部分而不接受建议的全部，他认为他从“上帝及议会那里没有得到他应在这一称号下担任职务的责任。”在后来的五个星期中，议会的议员们和护国公进行辩论，希望他打消顾虑，并说明他接受王位的必要性。因为对他们来说，用什么称号意义重大。

瑟洛写道：

“无法说服议会，使它相信用其他别的方法也可以解决问题。问题不在于称号，而在于职务，因为职务对于法律和人民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知道，他们对国王以及国王对他们应尽什么职责。至于其他的一切，即使是完全陌生的、全新的，以后遇到另外情况时也还可以进行改正。此外，他们说，护国公的称号是由于武装斗争而得来的，是决不能适应以后各种情况的，而且以后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议会，如像现在这样带有武力的特色，到最后必然将所有的一切都统统军事化了。”

上面这个使议会和律师如此迫切希望恢复君主制的理由却使军队大为恼怒。早在建议授予克伦威尔王冠前的一个月，陆军少将兰伯特及百余名军官就已请求他拒绝接受。在克伦威尔看来，他们反对这个称号似乎显得过于紧张而且不够理智。他提醒军官们说：“对我本人来说，我和你们一样，一点也不喜欢‘国王’这个称号。它仅是插在帽子上的一根羽毛。”

尽管在不接受“国王”称号这个问题上克伦威尔同军官们达成了一致，但是，军官们所主张的一些政策却遭到了失败。比如：他们所拟定的宪法需要修改；推行的陆军少将的试验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克伦威尔说：“现在是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将那些极不受国家欢迎的专横做法抛弃到一旁。”

克伦威尔迫切地想去接受由议会制定的宪法，因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到国家认可的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请愿和建议书》中有关宪法的规则本身看来还是完善的，它里面包含着克伦威尔在1651年所向往的某些君主政治的因素，同时还对下议院的专制特权作了某些限制，这些限制克伦威尔认为不仅必须在成文宪法里有所反映，正如军官们在1653年所草拟的宪法那样，而且恢复第二议院，使之与下议院相互平衡也是必须的。公民的自由似乎也充分体现出来了，“伟大的、天赋的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可得到充分的保证。克伦威尔强调指出：“《请愿书》中所提到的内容必须确保上帝之子享有自由，而这些自由是他们以前从未得到过的。”

议会持续召开了5个星期，护国公在会议刚开始时就说：“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没有必要使用‘国王’这个称号，因为其他称号也是一样。”他甚至相信上帝曾经咒骂过这个称号以及曾具有这个称号的家族。他对议会说，除此以外，很多善良的人都不愿接受这个称号，他们不会为了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承担牺牲一个朋友或一个仆人的风险。假如要护国公自己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会逐渐打消顾虑，接受称号，但正是上述最后这一考虑决定了他的回答，因为他从军外收到许多坚定的克伦威尔分子反对君主制的书信和小册子，他们都坦率地告诉他，对他来说，如果他要“重建已被上帝依靠他的威力推翻了的旧的政府机构”，并且重建已被议会认为是累赘的、有害于国家的君主制度，那将是“一种可怕的背叛。”如果克伦威尔接受了王位，在军队内部必然会形成不可挽回的分裂状态。就在克伦威尔要最后作出决定的那一天，弗利特伍德、德斯巴勒和兰伯特等军官们纷纷表示，如果他接受王位，他们将辞去职位。

那天早晨，大约有30名军官向议会递上一份请愿书，请求他们别再向护国公施加压力，并表示反对重新恢复君主制。1657年5月8日，克伦威尔以另一种否定的方式答复了议会。他说：“虽然政府的条例包含了许多杰出的部分，但在授予我称号这件事上似乎欠妥，我不能以国王的称号来担任政府的工作。”

议会虽然感到非常失望，但也理解这些话的含义。如果当《请愿和建议书》第一次呈递给克伦威尔时他坚决加以拒绝的话，议会也许会对整个计划加以抛弃。但现在是由于议会急于使克伦威尔加以接受，并且他们已对他在各次会议上提出的所有修改意见都予以采纳，所以现在他们不愿放弃如此精心制订的宪法。5月25日，《请愿和建议书》再次递交给克伦威尔，内容是同意他以护国公的称号代替国王的称号，这次他接受了。

6月26日星期五那天，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典礼，第二次授予克伦威尔护国公的称号。议长代表议会给他披挂上一件以貂皮镶边的、紫红色的丝绒袍，“这是按照古老的给王者授权的习俗，”并赠予他一本《圣经》，给他身旁佩戴了一把宝剑，将一根黄金制成的王杖递到他手中。克伦威尔宣誓要维护新教、保持三个民族的和平及权利，然后他坐到王位上。接着号声响起，群众高呼：“上帝拯救护国公！”于是，司仪官按照古代国王加冕仪式宣布举行授礼。

至此，克伦威尔得到了他所企望的一切。他的权力最终得到了宪法依据。从此以后，他不仅是军队的代言人，而且也是人民的代表推举出来的人。除此以外，根据《请愿与建议书》，他的权力比过去他在《政府约法》中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他有权可以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并且可以在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提出70名第二议院的成员。他可以得到130万镑永久性的税收收入，该数目足够支付政府在和平时期的一般费用；今后三年，他的年收入还将增加60万镑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议会的权力也有所扩大，而护国公的国务委员会的权力则被消弱了。议会有权组织自己的选举，议会议员从此不再会被粗暴地除名。但是，一个代表清教所有派别的议会是否能接受一个偏袒一方的议会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新成立的第二议院能否比《政府约法》的条文规定更有效地控制住下议院，这都需要拭目以待。

1658年1月，当议会经过6个月的休会再度复会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护国公在下议院的大约40名主要支持者被召集到新成立的第二议院，但他们原来的位置尚未由新选举出来的人员补充到位。同时，在第一次会议召开时被排斥在外的主要的共和主义分子——这些人是老议员，能言善辩，对护国公政体怀有刻骨的仇恨——壮大了反对派的队伍。这样一来，原来一个强大的大多数就由下议院中两个力量均衡的派别所替代。然而，护国公的开幕词仍旧充满希望和信心。回顾议会过去的工作以及议会成功地制订的一些措施，他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之情。“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多亏上帝又拯救了我们！他不仅使我们摆脱烦恼、忧愁和愤怒，而且进入一个幸福、愉快的境地，享有广泛的权利。”我们“经过10年战争获得了和平与安宁”；经过多少年的迫害后获得了宗教自由。“谁能预料到，当我们陷入痛苦中时，上帝的人民依然能享有崇敬上帝的自由而不惧怕敌人？”他们应该拥有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民的和精神上的自由，这是上帝早已给予他们的。克伦威尔继续说：

“假如上帝在这方面祝福你们，并为此使这次会议能愉快地召开的话，你们将被称为上帝的骄子。后代将为我们祝福。你们将是‘破坏的补救者，道路的重建者。’我不知道除此以外你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什么更为高尚的事业来。”

克伦威尔很快意识到，两院之间已露出分裂的端倪。4天以后，他在向会议所作的再度发言中就显示出忧虑多于希望。他说，在国外，由于北欧的复杂情况，新教的事业危在旦夕，而且查理二世纠集了一支军队，正企图在英格兰登陆；在国内，保王分子正策划举行另一场叛乱，但最主要的危险还在于他们（主要指两院之间）自身的分裂。“看看我们目前的状况吧：假使我们能再次获得和平，那才是降临到人间的最大奇迹呢。”只要想一想国内现在有多少个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而且每一个人都力图出人头地。“假如上帝不对此加以阻止，势必形成混乱的局面；假如上帝不加以制止，英国势必出现一个该隐，届时英国将发生一次最残忍的血腥内战。”在此情形下，除了军队，除了按照《请愿和建议书》创建起来的政府以外，还有什么力量能使英国不陷入无政府状态呢？

共和主义的首领们现在获得了下议院的领导权，他们对上述争论置若罔闻。他们宣誓，表示愿意效忠于护国公殿下，不想去做任何有损于他的合法权威的事情，而且谨慎地将这些诺言铭记在心。但是，他们却坚持再次对《请愿和建议书》进行讨论，对他们缺席期间所作出的一切不予考虑。长期议会议员哈斯列里格说：“除非你们的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否则你们的事业不会取得成功”；其他人补充说：“我们并没有私下参与你们已做出决议的争辩，因此我们应有对此重新进行辩论的自由。”他们坚持要以新的第二议院的权威作为突破口，并且拒绝像克伦威尔那样将其称之为“上议院”；他们坚持应根据《请愿和建议书》的原则，将第二议院称为“另一个院”。

假如第二议院被称为“上议院”，那它将行使原上议院所拥有的一切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样一来，人民的权利又在哪里呢？司各特说，人民根据上帝的旨意已经摆脱了任何对他们的决议行使否决权的权威。“假如你对他们行使这样的否决权，他们会感谢你们吗？战斗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你们新制订的自己的法律吗？”哈斯列里格附和说：“英国的下议院如听到他们正在返回到埃及，他们将为之颤抖。”两院为进行这样的争辩整整开了7次会议，同时，下议院在此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拒不和上院有任何联系。对共和主义分子来说，称号意味着一切。阿什利·库珀（克伦威尔国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争辩说：“你们承认上院，就等于承认了一切。”哈斯列里格大声疾呼：“我宁愿忍受被撕成碎片的痛苦，也决不能忍受背叛英国人民自由的行为。”

共和主义的领导们不仅限于在口头上表示反对“上院”这一称号，他们中有些人还同城里以及军队中的不满者进行了串联。他们准备发起一场请愿活动，由伦敦的1万人签名，要求限制护国公在军队中的权力，并且承认下议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同时，他们还要求议院必须通过一项宣言作为答复，以确定上述两项原则，并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指定费尔法克斯来代替克伦威尔。共和主义者希望获得军队中部分人的支持，因为谣传在士兵中也有不满情绪存在。据说，士兵们也认为别人以信仰上的自由为借口愚弄了他们，使他们卷入背叛他们国家公民自由的活动中，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使一个家族兴旺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护国公自己的骑兵队里的军官对新的上议院的敌对情绪最为强烈。

当此计划传到克伦威尔耳中时，他于第二天紧急召集上、下两个议会见他（1658年2月4日）。他对他们说，由于《请愿和建议书》中的推荐他才成为护国公。“没有一个活着的男子会说是我自己要去当护国公的，没有。没有一个踏在英国土地上的男人或女人会这样说。”他们请求他，并劝告他接受这个职务。他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而且没有辜负他们的委托。

接着，克伦威尔开始对下院的议员们发表讲话，埋怨他们没有去执行依照他们自己意愿所作的决定，竟而想要去推翻它。“在你们开会的15到16天的日子里，国家看起来比上届议会召开时更加走向混乱。有些人试图通过重新创建一个共和国来统治一切，有些人则试图动用军队来实现这个计划，还有些人尝试挑动这个城市里的人起来反叛。这些阴谋终将一事无成，只是玩一场苏格兰人国王的游戏而已。最终除了造成流血和混乱以外一无所得。”最后，他总结说：“我认为这是结束你们的会议的最好时刻，我宣布解散这个议会。让上帝在你们和我之间作出裁决吧！”

“那就请便吧！”勇敢的共和分子回答说。

当天，克伦威尔解散了这个喋喋不休的议会。他原本准备再召开新的议会，可是，七个月后，他因患热症而永远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