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有了孩子才成为父母。确实，没有人生来就懂得如何做父母，这需要根据孩子的特点长期摸索和学习，孩子的成长也见证着父母的成长。然而，道理总是简单，现实却复杂多变。在教育这件事上，父亲几乎完全缺席，母亲则和周围许多女人一样，终日为生计奔波，无暇顾及育儿知识的学习。她对孩子的认知有些奇怪，从《道教》和《孙子兵法》中各挑出一条她认为实用的法子，那就是“不管”和“狠打”。在她眼里，孩子什么都不懂，想法和表达都可以忽略不计，不用陪伴和管教，就像地里的野菜野草，自然会长大。感情培养和艺术熏陶在她看来都是奢侈多余的。基于这样的理念，她日常对我们实行专制的“统治”，让我们很长时间都感觉自己像是历史中被压迫的底层平民。更让人难过的是，没有任何大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需要来解救我们。我们甚至也觉得自己每天白吃白喝还能上学，确实是社会的累赘，没有一点担当可不行，于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成社会底层的出气筒。

我和姐姐头发长了，母亲就从厨房找出一个小铁盆扣在我们头上，先挥舞着锋利的缝纫剪刀，威慑我们不要挣扎，然后“咔嚓咔嚓”几下，就给我们剪好了一个蘑菇头。两场不情愿的理发，总共不过耽误她几分钟时间。为了延长两次剪发的间隔，母亲总是尽可能把头发剪得特别短，前面的刘海几乎挨着发际线。本来我们喜欢在太阳底下玩耍，脸已经晒得黝黑，再加上两颗新门牙还没长出来，配上这蘑菇头，别的不说，就这张脸就让人不忍直视。

五六岁的我虽然不懂什么是美，但至少对“丑”还有基本的认知。每次理完发，我都会跑到后屋，踮起脚尖，看看挂在斑驳土墙上那面只有 A4纸大小的镜子。每次我都会猛地后退一步，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到——这简直就是小偷的模样啊！事后，我和姐姐各自找个角落静静地坐着发呆，碎发像无数细小的针，扎得脸颊、脖颈、肩膀和肚腹发痒。嗓子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难受极了。一股说不出的委屈在胸膛里疯狂旋转，我只能把全身肌肉缩成一团，拼命抑制住，不让它像洪水一样冲垮堤坝。因为顶着这张卑劣丑陋的脸，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流泪。如果不是暑假，第二天上学都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气。一路上低头走着，进了课堂还是低头。一方面是想让别人从高处看，觉得我的刘海长了点，另一方面也是想隐藏因影响校园面貌而产生的羞耻感。

我最畏惧的酷刑并非棍棒相加，而是那顿狠打后的“示众”。母亲会将我剥得只剩贴身小衣，拽到晒得发白的胡同里，用一根晾衣绳勒进锁骨，绳头拴在锈迹斑斑的窗栏上——她算准了我这副瘦骨嶙峋的身板挣不脱铁栏的桎梏。毒日头炙烤着脊背时，十二岁的我已懂得羞耻，却只能像条被拎上岸的鱼，在麻绳束缚下扭成麻花，冷汗混着泪水顺着肘窝往下淌，双手死死捂住大人嘴里的“羞耻处”。我学鸵鸟般闭紧眼睛，徒劳地用掌心捂住脸，以为看不见别人的目光，就能掐断那些扎进皮肤的指指点点。

正午的胡同寂静如坟，唯有蝉鸣在耳膜上刮擦。我蹲下身，指甲抠进砖缝里的指甲盖泛白，宁愿此刻地面裂开道缝，或是麻绳能勒紧些、再勒紧些。母亲终于从堂屋踱出来，用鞋底碾灭烟头时，我颈后已晒出两道鲜红的绳印。她满意于这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之道示范——当我捂着灼伤的脊背爬起来时，分明看见她眼里闪过驯兽师般的得意。那短短十分钟在视网膜上烙下永久的灼伤：此后许多年，但凡路过晾衣绳或铁栏杆，后颈都会泛起细密的鸡皮疙瘩，像有无数蚂蚁在啃噬当年未愈的伤口。

在母亲的认知里，书本比笤帚疙瘩更具威胁性。她总说学校是“小娘儿们躲懒的窝”，作业本是“糊弄大人的鬼画符”。姐姐读三年级时，她咬着牙买了本带插图的《语文》课本，等姐姐升五年级，那本边角卷着隔夜饭粒的书便传到我手里。唯有一次，尚未入学的幼弟哭闹着要漫画书，母亲才从供销社赊来本最薄的《白藤河上的战阵》——总共十二页，四百一十三字，油墨味还没散尽。我们像啃光玉米芯的麻雀，把每个标点都咂摸得发苦，直到能闭着眼背诵出第三页左下角的炮弹炸痕里藏着三颗歪歪扭扭的子弹。后来实在无书可念，便把书埋在晒谷场的石磨下，转而在田垄间追逐蒲公英的绒毛，看它们像被剪断的绳头，飘向永远够不着的远方。

我和姐姐认得第一个越语字母时，仿佛在竹编摇篮里埋下了一粒咖啡豆——它在日后长成了隐秘的罗望子树。这股对文字的热望，比父亲泡在鱼露里的槟榔还要浓烈。姐姐的课本边角沾着木薯粉，那是她边帮母亲磨粉边背单词的印记；地理图册里夹着晒干的九重葛，叶脉间还留着我们用蜡笔标注的湄公河支流。每次钻进茅草搭的“读书寮”（其实是家里的竹篾茅房），怀里的课本都会蹭到墙上的棕榈纤维，像抱着一捆带露的甘蔗。蹲在木踏板上时，书页被沼气熏得发潮，油墨味混着番石榴叶的清香，母亲在外面敲椰壳喊我们喂猪，我们就把书藏进盛草木灰的陶罐，指腹的汗渍在纸页上洇出西贡河的形状。

对文字的贪婪让我们成了流动的查字机：鱼露瓶上的法文商标能读出乡愁，万金油的中文说明藏着草药密码，就连电线杆上的征兵海报，都被我们拆解成喃字俳句。某个暮春，我们在米铺后巷捡到半张《人民报》，背面印着奠边府战役的手绘地图，便趴在晒谷场的竹席上研究弹坑，直到萤火虫停在“河内”字样上，才发现蚂蚁正沿着安南山脉的线条搬运米粒。向同学借书如同举行入水礼：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越南文译本时，我们先用糯米糊修补脱线的书脊，像给受伤的水椰树包扎，再用铅笔在扉页画下金瓯角的轮廓作为信物。抱着比木薯糕还厚的《三国演义》走在土路上，感觉肩膀上驮着整个燃烧的升龙皇城。

小镇的“图书馆”蜷缩在旧公社大楼二层，三十平米的空间里，四排漆着朱漆的檀木书架早已蛀痕累累，每层都摞着比我们父母年龄还大的书——它们大多是抗法时期的油印小册子，或是用美军空投宣传单背面印刷的诗集。管理员陈氏太太总把玳瑁眼镜滑到鼻尖，拍打牛皮借书卡的声音像在给时光舂米。她看我们的眼神带着警惕，仿佛我们是来偷槟榔果的野猴子——有次我触碰 1954年版的《山民》，她立刻用铝制镇纸敲我的手背，镇纸里嵌着的下龙湾贝壳被震得轻响。书脊上的霉斑像占婆塔的砖纹，翻开时扬起的细尘里，能看见蠹虫用触角写下的密语。盛暑午后，我们趴在被磨出包浆的铁木桌上，任由汗水在《青年胡志明》扉页晕开湄公河三角洲，听着楼下摩托车碾过红土路面的轰鸣，混着书页间蠹虫啃噬的沙沙声，竟成了最悦耳的读书伴奏。

在这里，时间有着糯米纸的质感：1957年的《义安文学》里，油墨还飘着樟脑香；1962年的《科学普及》中，插图里的拖拉机还在向橙黄的稻田行进。当指尖抚过“知识是革命的武器”的烫金标题，能感受到抗法时期的铅字在掌心跳动。某个台风天，我们躲在书架间避雨，看雨水顺着竹窗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画出泪痕，忽然觉得每本书都是一艘竹篮船，载着被生活淋湿的灵魂漂向干燥的河岸。当陈氏太太终于允许我们用旧报纸垫在木椅上时，窗外的鸡蛋花正落满借书卡，那些被我们反复摩挲的书页，终将在某个晨光里，化作我们笔尖流淌的红河。

图书馆曾是我们暑期的圣殿。在湄公河三角洲贫瘠的知识荒漠里，我们像口渴的蜥蜴贪婪舔舐每一片带露的仙人掌——那些泛着霉味的《人民报》合订本、用美军宣传单背面印刷的诗集，甚至管理员陈氏太太用来压书的、印有下龙湾风景的铝制镇纸，都成了浇灌童年的雨水。但美好的事物总像小镇清晨的薄雾，说散就散了。没人知道是管理员退休回了海防老家，还是公社觉得我们这些光脚穿帕农裙、头发结着稻芒的孩子，玷污了旧殖民楼的白墙——总之某个蝉鸣震耳的午后，图书馆的木门挂起了铜锁，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我攥着要归还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越南文译本，指甲抠进书脊上的蛀痕。铜锁在门缝里投下蝌蚪状的阴影，我把眼睛贴在木纹开裂处，看见阳光正牵着灰尘跳最后一支舞。曾经盛满油墨香的空间里，只剩下水泥地的腥气，像被抽干了奶水的乳房。我在走廊里抓住每个路过的大人，用沾着木薯粉的手指比划：“图书馆，书，哪里去了？”换来的只有不耐烦的挥手，仿佛我在追问一个荒诞的梦。怀里的书突然变得滚烫，那是昨夜在煤油灯下偷读的《牛虻》，主人公就义时的对白还烫着指尖，此刻却像两块沉入红河的鹅卵石，只留下满心的空洞。

母亲去云庭省探亲时，父亲默许我跟邻家阿芳报了尤克里里班。左撇子的我把老师演示的右手动作颠倒到左手，指尖在尼龙弦上磨出血泡，却在《anko bananko》的旋律里，暂时忘记了图书馆铁锁的冷。吉他老师总夸我有“湄公河的节奏感”，直到母亲提着藤编包突然撞开教室门——她的扫帚先于咒骂落在我背上，藤条抽在尤克里里的音孔里，发出垂死般的闷响。“玩这些资本主义的破玩意！”她扯着我的帕农裙往门外拖，裙角勾住了琴弦，那根 E弦崩断时，在我小腿上划出一道血痕，像五线谱上最后一个休止符。

因为左撇子，我从小就是异类：在灶台边用左手抓饭，会被母亲用盛鱼露的木勺敲指节；在学校用左手写字，班主任会把我的作业本浸到水桶里，说“左撇子的字像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歪歪扭扭”。他们用桑葚条和木尺把我的左手打进黑名单，直到我能像模像样用右手夹起粉条，却永远学不会用右手擦掉眼泪。现在我的尤克里里锁在阁楼木箱里，琴弦早被老鼠咬断，唯有背板上的指痕还在，像一道道没有愈合的伤口，在每个雨夜隐隐作痛。

刚进小学时，班里留级三次的男生们组成了“黑豹帮”。他们嚼着槟郎叶，把校徽别在破洞的奥黛领口，皮鞋后跟刻着从美军罐头盒上撬下来的铁皮星星。这些比我们高出半个头的少年，眼神像湄公河底的暗流，扫过人群时总带着捕食者的阴冷。当我们像受惊的田螺般缩成一团，他们便仰头大笑，笑声撞在殖民时期的法式拱门上，惊飞了檐下筑巢的燕子。他们走路时胸脯挺得比公社旗杆还直——那是揍哭低年级学生、偷摘校长家番石榴后才有的傲慢。

因为数学考了 17分（满分 10分制），他们的后颈常烙着父亲的皮带印，胳膊上留着母亲藤条抽打的蜈蚣状红痕。这些伤痕不是因为欺凌同学，而是他们闯祸后耽误了父母在米粉厂值夜班或在街角赌牌九的时间。于是我们成了他们的出气筒：书包带被割断当弹弓绳，午餐盒里的木薯糕被塞进青蛙卵，甚至连蹲在竹篾茅房里，都会被从墙缝里捅进来的竹竿吓得尖叫。年轻的女老师用粉笔头砸他们，换来的是作业本被丢进池塘；校长约谈家长时，他们的母亲嚼着槟郎冷笑：“反正将来都是去锯木厂扛木头的，读那么多书做什么？”

我因为瘦小倔强成了“重点目标”——当他们把我的铅笔折成四段，我会用碎笔头在课桌上刻反抗的符号；当他们把毛毛虫放进我的帕农裙，我就把蒺藜草籽撒进他们的帆布鞋。直到老师为了“帮扶差生”，把我调成留级生阿强的同桌。他的课本永远摊开在“胡志明主席语录”那页，却在桌肚里养着偷来的电子表零件。我第一次把数学答案写在橡皮上递给他时，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像旱季的河床终于渗进雨水。从那以后，他不再往我水杯里倒蝌蚪，却会在别人欺负我时，用铁塔般的身躯挡在课桌前——这是小镇少年特有的报恩方式。

八岁那年的雨季，我第一次穿上姐姐淘汰的玫红色奥黛裙。那布料被阳光晒得发脆，领口还留着姐姐参加庙会时别过的九重葛痕迹。我转着圈走在土路上，裙摆扬起的灰尘里，仿佛有蝴蝶跟着起舞。但奇怪的是，平日里在街角追跑的孩子们都不见了，连总在门口剥花生的阮太太也关上了竹门。当我转身想回家，却发现邻居家的高三男生阿明正倚在门框上，他的白衬衫沾着木屑（他家在隔壁做棺材），喉结像受惊的田螺般缩进衣领又探出。

“小芳南，过来帮哥哥找橡皮。”他的笑容比旱季的柏油路面还黏腻，手指在门框上敲出不规则的节奏，像极了每周五公社广播里的防空警报。我还没来得及后退，他已经锁上了竹门，铜锁咔嗒一声，惊飞了檐下避雨的麻雀。他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混合着木工胶和过期的雪花膏，让我想起母亲藏在樟木箱里的旧纱巾。当他的手搭上我的肩膀，我突然想起上个月在河边看到的场景：一条水蛇正缠着青蛙，绿色的鳞片在夕阳下泛着冰冷的光。

“放开我！”我的尖叫撞在竹墙上，却被雨声吞噬。他的手掌像晒干的树皮，捂住我的嘴时，我闻到了烟草和铁锈的味道。本能让我咬向那只手，尝到了咸腥的血味，像过年时杀鱼漏在砧板上的汁液。他咒骂着后退，我趁机撞开竹门，任裙摆勾断门闩上的铜铃。雨幕中，母亲的身影从米粉店飘来，她的斗笠边缘滴着水，像极了我课本里画的、会吃小孩的水鬼。但那一刻，我从未如此渴望被她骂一顿，哪怕只是用藤条轻轻抽一下后背。

逃回竹屋后，我用生锈的铜闩抵住木门，后院的九重葛藤蔓正顺着墙缝往里钻，像极了阿明那天伸出的手指。母亲坐在竹凳上，对着巴掌大的圆镜扑粉——那镜子是从中国货郎担子里买的，边缘刻着褪色的牡丹，此刻正映出她眼角的皱纹，像晒干的香蕉皮。

“他锁了门......还、还摸我......”我抓住她绣着水椰树的奥黛袖口，指甲缝里还嵌着阿明的血垢。母亲却用竹制粉扑拍拍脸颊，干粉落在我手背上，像撒在坟前的香灰：“男娃子喜欢你才逗你玩，当年你爹追我时，还把我的斗笠藏到槟榔树上呢。”她对着镜子调整耳环，那是用美军罐头铁皮敲成的蝴蝶形状，在暮色中闪着冷光。

我又说了一遍，字字清晰得像落在石板上的雨滴。母亲却突然笑了，笑声混着粉盒里的桂花香，刺得鼻腔发疼：“哟，我们家小芳南还当自己是电影明星呢？别成天净想些有的没的，快去把晒的木薯干收了。”她转身时，奥黛后襟扫过我的膝盖，那道玫红色的影子像道旧伤疤，在记忆里明明灭灭。

那晚我蜷缩在阁楼的竹席上，听着母亲在楼下和邻居太太们嚼槟榔聊天。她们的笑声穿过楼板缝隙，混着蟑螂爬过木梁的沙沙声，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我摸着藏在草席下的尤克里里琴弦，突然明白：在这个连神明都忙着收香火钱的小镇，有些伤口注定要像雨季的霉斑，永远晒不到太阳。

母亲转行放高利贷的那天，把摆摊用的竹筐扔进了湄公河。她开始穿起烫金的绸缎奥黛，坐在竹楼前的藤椅上，像只等待猎物的树蜥。“钱生钱，利滚利，比种水稻省心多咯。”她用涂着凤仙花汁的指甲敲着计算器，屏幕蓝光映得眼白发绿。来找她借钱的人形形色色：有想给女儿凑嫁妆的米粉店老板娘，有赌输了钱的锯木厂工人，还有想走私中国电子表的青年——母亲总是一边往他们的茶里加炼乳，一边用甜得发腻的声音说：“放心，阿姊这儿比菩萨还讲信用。”

但当债款逾期时，母亲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会让我穿着旧 T恤，跟着那些拖欠者穿过逼仄的巷子，看着他们把孩子的学费、家里的水牛，甚至陪嫁的银镯子塞给我们。有次遇到个赖账的酒鬼，把痰吐在我鞋上，母亲却在旁边笑：“小姑娘家脸皮薄什么？将来嫁人了，还不是要跟着男人讨债。”她的奥黛上沾着米粉渍，分明上午还在和债主们哭穷，此刻却像看皮影戏般悠闲。

现在我终于懂了，母亲嘴里的“无为而治”，不过是把我们当成了她养在竹楼里的斗鸡——既要它们自己啄食生存，又要随时准备为她而战。每当我在暮色中穿过挂满渔网的街巷，口袋里的借条被汗水浸湿，总会想起图书馆消失那天的阳光：那么明亮，却又那么冰冷，像极了母亲扑着香粉的脸。

在小镇男人眼里，母亲是朵带刺的九重葛。她的眉毛细如棕榈叶脉络，下眼睑卧着两颗永不会干涸的露珠——那是法国人留下的混血病迹。当她用椰油梳理及腰的黑发，发梢扫过竹制梳妆台，镜中的倒影便漾起湄公河的波光。鼻梁像殖民时期的法式洋房尖顶，鼻尖微微上翘，仿佛永远在嗅寻男人身上的烟草味。最致命的是那双酒窝，藏在嘴角褶皱里，像两颗埋在糖霜下的苦杏仁，当她歪头憋笑时，便会露出狡黠的裂缝，让每个路过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宝藏的人。

她的奥黛永远比小镇其他女人短三指，行走时髋部摆动的弧度，能让竹楼的木梯发出暧昧的呻吟。晾晒衣服时，她会故意踮脚去够高处的竹竿，奥黛领口滑下的瞬间，后颈的蝴蝶骨便像受惊的雏鸟般扑棱——这是她从法国老电影里学来的招式。有次我帮她递夹子，看见她后腰上有枚褪色的玫瑰刺青，花瓣边缘蜷曲，像被火烧过的纸片。

“女人生来就是要被看的。”她对着镜子涂口红，珊瑚色的膏体在唇上晕开，像熟透的山竹裂开的果肉。我站在她身后，努力把嘴角往下压，试图藏起那对背叛我的酒窝。镜子里的我们像两棵扭曲的树：她的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而我拼命把自己缩成一根刺。练习不笑的日子里，我的下巴总是酸痛，吃饭时筷子都会掉，母亲见状便笑出眼泪：“瞧瞧，我女儿这是跟酒窝有仇呢！”

她的水性杨花在雨季达到顶峰。竹楼的窗棂上总是粘着陌生男人的香烟头，晾衣绳上偶尔会挂着不属于父亲的衬衫——那是某个鱼贩或货车司机的战利品。透过卧室的竹帘缝隙，我看见她躺在雕花大床上，脚踝缠着美军降落伞改制的丝巾，指甲在男人后背划出鲜红的九重葛图案。父亲的草帽被扔在墙角，帽檐上落着一只死蜻蜓，翅膀还在微微颤动。

我们在莲雾树上开过三次“家庭会议”。姐姐把偷来的粉笔头扔向河面，溅起的水花惊飞了一群萤火虫：“得让她知道点厉害。”弟弟咬着莲雾果，果汁顺着下巴流进衣领：“我要把她的口红全掰断。”轮到我时，我摸着裤兜里的玻璃弹珠——那是准备用来扎破野男人自行车胎的武器，却想起母亲给我编辫子时，指尖残留的茉莉发油香。

那次对峙以我的惨败告终。母亲用卷着《人民报》的纸筒抽我的大腿，边打边笑：“小崽子们还想管起老娘的事了？也不看看你们吃的米是谁挣来的！”她的奥黛领口大开，露出锁骨下方的朱砂痣，像滴永不干涸的血。我蜷缩在竹席上，看着她涂着凤仙花汁的脚趾碾过我掉在地上的弹珠，突然发现那对酒窝在她盛怒的脸上，竟像两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父亲盯着母亲衣柜里的花衬衫时，眼神像被踩扁的田螺。那些衬衫上沾着不同的味道：米粉店的葱花香、货车司机的柴油味、还有某个夜晚我在巷口撞见的、卖彩票男人的薄荷香水味。他用装烟草的铁皮盒装了件换洗衣物，在某个黎明前登上了去广平省的巴士，车屁股扬起的红土，落在母亲新涂的珊瑚色指甲上。

半年后他带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回来，那女人的奥黛上绣着平顺省的占婆花纹，肚子像揣了个即将孵化的椰子。离婚诉讼在山西镇的法式旧法院进行，褪色的穹顶下，吊扇搅动着霉味和劣质香水味。法官的钢笔尖划过纸面，声音像竹篾在搓衣板上摩擦，母亲涂着凤仙花汁的指甲敲着木椅扶手，节奏跟父亲情妇摸肚子的动作同步。

“愿意。”我的回答让在场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母亲转头看我，睫毛上的假钻石晃了晃，那是她昨晚参加牌局赢来的。邻居阮太太的下巴快掉到绣花围裙上，她总在给女儿讲“忍字头上一把刀”的道理，此刻却像被人塞了颗青柠。法庭外的九重葛开得正盛，花瓣落在父亲情妇的头发上，像撒了把碎掉的结婚证。

小镇的舌头比湄公河的水草还长。离婚案成了茶余饭后的槟榔渣，男人们蹲在米粉摊前，用筷子敲着碗沿：“啧啧，好好的家说散就散。”女人们聚在井台边，一边搓洗尿布一边摇头：“都是那狐狸精勾的魂。”但当他们看见我背着书包路过，又会换上怜悯的表情：“小芳南啊，以后没爹疼咯。”

我咬着从法院顺来的铅笔头，在笔记本上画下父母离婚那天的太阳：一个被掰成两半的咸蛋黄，流油染红了半边天。母亲把父亲的照片从相框里扯出来时，玻璃碎渣划破了她的指尖，血珠滴在“百年好合”的烫金字上，像朵迅速枯萎的胭脂花。我偷偷把照片碎片藏在铁盒里，埋在院子的莲雾树下——那是父亲教我爬的第一棵树，如今他的影子跟树根缠在一起，分不清是滋养还是窒息。

最可笑的是邻居们的逻辑：他们把婚姻比作漏底的米筐，明知米会漏光，却偏要互相提醒“别晃得太厉害”。阮太太的丈夫每周打她三次，却逢人就说“老婆是用来疼的”；卖豆腐的陈叔在外面养了个情人，回家却骂女儿“不知廉耻”。当我在院子里大声背诵“离婚自由”的课文时，母亲抄起扫帚追着我打：“小崽子，想让全村人戳我脊梁骨吗？”

那天我躲在图书馆旧址的废墟里（那里已变成堆放化肥的仓库），闻着氨水味写下：“离婚不是臭水沟的老鼠，是雨季的雷阵雨，虽然会打湿衣服，但能冲干净满地的垃圾。”远处传来米粉店的铜铃声，像极了法院门口那盏生锈的风铃，曾经每当有人进出，它都会发出微弱的、快要窒息的响声。

父亲搬去同塔省祖母家那天，三轮车载着他的铺盖卷碾过晒谷场，扬起的红土落在母亲新做的法式美甲上。她最终选中的继父是个比她大 22岁的退休海关职员，眼角的皱纹像湄公河支流般分叉，笑起来时露出金牙——那是越战时期用美军子弹熔铸的。婚礼那天，他往母亲头发上别了朵塑料玫瑰，花瓣上的“Made in China”标签还没撕掉。

“你们觉得怎样？”母亲在登记前晃着镀金的结婚戒指，指甲缝里还沾着昨晚打麻将的筹码屑。我盯着她腕上继父送的玉镯，那颜色像极了池塘里长青苔的石头。姐姐把课本垫在膝盖上，假装在背英语单词，笔尖却在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小坑；弟弟啃着从婚宴顺来的法棍，面包屑掉在他沾满草汁的短裤上——那是他帮继父搬行李时蹭的。我们像被训练过的马戏团猴子，机械地点头，看母亲涂着珊瑚色口红的嘴角咧开，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

继父的烟草味永远黏在竹席上，他总说“小孩要懂规矩”，却在喝醉时把脚搭在我写作业的木桌上。有次我反驳他“地球是圆的”，他抄起水烟筒就砸过来：“我在海上漂了三十年，从没见过圆的地！”母亲靠在门框上嗑瓜子，瓜子壳落在我刚画完的地理图册上，像一只只被踩扁的蟑螂。

1996年的雨季，母亲用祖父留下的红木衣柜作抵押，在西贡河边盘下间 80平米的咖啡馆。店面漆成刺眼的明黄色，招牌上的“Cà Phê Tây”字母歪歪扭扭，像喝醉的美国大兵写的情书。继父每天坐在吧台后擦玻璃杯，眼神跟着穿短裙的法国游客转；母亲则换上低胸的奥黛，在卡座间穿梭，胸前的珍珠项链晃来晃去，那是某个德国商人送的“友谊纪念品”。

我们用送饭的竹篮交换自由：每天清晨五点起床蒸米纸卷，把越南春卷装进保温桶，沿着河岸走到咖啡馆。当母亲在二楼客房陪客人喝咖啡时，我们就在厨房偷偷听收音机里的 VOA英语——姐姐把课本藏在面粉袋里，边揉面团边背国际贸易术语，面粉扑在她睫毛上，像下了场雪。

姐姐的录取通知书像雨季的暴雨般接踵而至。外贸大学的信封上印着河内文庙的飞檐，学费单上的数字让母亲倒吸一口凉气；师范大学的通知书夹着政府补助文件，纸张泛黄得像继父的旧航海日志；海关学院的信封最厚实，里面装着未来十年的工作分配承诺书。母亲用计算器敲着数字，指甲在屏幕上留下淡淡的粉色痕迹：“去胡志明市，海关的铁饭碗比什么都强。”

姐姐在湄公河边坐了整夜，手里攥着三张通知书。她的倒影在水面上碎成三片，像被掰断的尤克里里琴弦。第二天清晨，她把外贸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折成纸船，看着它漂向落日方向，纸船上的烫金字渐渐被河水泡发，变成模糊的光斑。母亲给她收拾行李时，往箱子里塞了包樟脑丸：“海关的制服可不能让虫子蛀了。”我在姐姐枕下发现半首未写完的诗，字迹被泪水晕开：“他们说铁饭碗能盛住生活，可我的碗里，只装得下湄公河的月亮。”

姐姐踏上漆着牛油果绿的 72次列车时，铁皮箱的滚轮在西贡火车站磨出火星。她的帕农裙角沾着母亲新染的靛蓝色，那是用咖啡馆剩的蓝山咖啡渣调制的染料。我站在月台上，看她的背影消失在冒黑烟的车头后，突然想起小时候偷穿她的高跟鞋，在泥地里踩出的歪歪扭扭脚印。

每周三清晨，我都会骑车经过法式殖民时期的黄墙建筑，到邮局给姐姐汇去 50万盾。柜台后的老妇人总把眼镜滑到鼻尖，用红墨水在汇款单上画圈，笔尖划过“学费”二字时，我仿佛看见姐姐在铁皮顶的教室里流汗的模样。附言栏里，我写过“河内的木棉花又开了”，也写过“弟弟学会骑摩托车了”，但从没提过咖啡馆的变化。

继父入狱后，咖啡馆的玻璃橱窗换上了粉色纱帘，像一层永远化不开的晨雾。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些女服务员的嘴唇都涂成血红色，像被砍头的鸡脖子在围裙上蹭过的痕迹。男客们的奥黛领口敞开着，露出刺青——那是美军撤离时留下的纪念品。有个穿鳄鱼牌 Polo衫的男人，用皮鞋尖勾住我的自行车链，咧嘴一笑，金牙上沾着咖啡豆：“妹妹，来喝杯滴漏咖啡？”

母亲从阁楼下来时，头发上还缠着粉色丝带——那是某个法国客人送的礼物。她的奥黛纽扣错扣了一颗，露出锁骨下方的朱砂痣，像朵正在枯萎的九重葛。“这是我小女儿，才十五岁呢。”她的笑声像漏了气的轮胎，软绵绵地砸在满是咖啡渍的地板上。男人的手刚碰到我的手腕，我就闻到他身上混合着雪茄和狐臭的气味，跟当年阿明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一路狂奔回家，自行车链条在胡同里甩出火星。推开门时，后腰还在突突直跳，像有只被踩住尾巴的壁虎。黑暗中，我摸到厨房的水缸，捧起生水猛灌，却怎么也冲不掉喉咙里的恶心感。那感觉像母亲熬的鱼露，又咸又腥，卡在喉管里，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我跪在水泥地上，对着墙角呕吐，直到吐出胃酸，才发现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

后来送饭时，我总是把保温桶往吧台上一放就跑，连眼神都不敢跟那些涂着蓝色眼影的女人对视。有次路过储物间，门缝里飘出一股甜得发腻又混着各种奇怪的味道，我突然想起姐姐走前藏在衣柜里的香水——那是她用半年奖学金买的，却被母亲拿去送给了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