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 17次站在阁楼楼梯口时，终于听见了母亲的笑声。那声音从雕花栏杆间漏下来，带着我从未听过的轻快，像她年轻时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恰恰舞曲。我攥紧口袋里的纸条，上面写着“警察常来查岗”，但看着她披散的头发和男人搭在她肩上的手，突然觉得这些字像被雨水泡发的米粉，软塌塌的，连自己都不信了。

我将近期在店里目见耳闻的事一件件摆出来质问她。这些连乳臭未干的孩子都能嗅出异常的事，作为大人的母亲本该羞愧，可爱情的狂热早已蒙住她的眼睛。她堵在梯子口防我冲上去，为了尽快回到阁楼，先大声呵斥：“小屁孩插什么嘴？我是你妈还是你是我妈？”见我仍盯着阁楼方向，她扬手就是一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过了好一会儿，泪水才慢慢溢出——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深深的无力感。阁楼上那个陌生男人发出不耐烦的咳嗽，一股厌恶像浓痰般从胸腔冲上喉管，粘稠得让我说不出一个字。我转身大步离开这个暗沉沉的地方。

我虽年幼却不傻，知道母亲再这样下去，灾祸迟早会波及我们。一趟说不醒，我就跑几趟；几趟说不通，我就天天去，总盼着能唤醒她。后来才惊觉，这股倔劲原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倔强经世事打磨，早已变成了傲气、蛮横与霸道。对她而言，戒掉飞蛾扑火般的欲望比登天还难，掐断我的劝阻却易如反掌。每次母女对话，都以我鼻青脸肿、满心酸涩告终。那段日子，我总预感有磨难逼近，对未来充满惶惑。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胡同邻居的话如晴天霹雳：母亲被警察押去了派出所。我扔下书包狂奔到店里，才知道她因组织卖淫被捕。店里的服务员趁机卷走财物，只剩一个老妇人呆坐在那里——她五十多岁，曾是干部，短卷发已灰白，遮不住又宽又厚的大饼脸。层层胭脂下，毛孔粗如橘皮，左脸颊鸡蛋大的黑斑颜色深如墨，上面几根粗毛让她的脸显得狰狞又阴鸷。她眼里没了光，只剩历尽沧桑的疲惫与凄凉，肥硕的身体像灌了水的气球般瘫在摇椅上，廉价香水混着潮霉味扑面而来——这股气味独属于母亲的店，多年后即便蒙住眼，我也能在千万种气味中第一时间辨认出来。

凭这肿胀发福的老态身形还操持着这种营生，其厚颜无耻与穷途末路可想而知。但这并非让我见之欲呕的主因——是她向嫖客推荐自己女儿时那股热络劲。她女儿我认得，是别班同学，才十五岁却出落得格外早熟。那张俊俏清秀的脸蛋、高挑曼妙的身段，不知多少次在男同学们的春梦里穿梭。没承想在老女人的蛊惑纵容下，她竟也踏上了歪路。有回我去店里送饭，冷不丁听见男客们用污言秽语来比较他们母女俩的“服务”，当场捂着嘴狂奔回家，吐得昏天黑地整整一下午。

空荡的店里，老女人用忧伤的眼神向我细细讲述母亲出事的经过。她的忧伤并非源自对母亲的怜悯，而是忧心自己没了栖身之所。瞧着我满脸绝望的模样，她眼底又闪过几丝希冀的幽光。我脑袋里乱成一锅粥，六神无主，不知该从哪儿理起，只得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几经申请，我总算能去派出所探望母亲。她声音发颤、满脸惊慌，不住念叨着自己被几个服务员陷害了，说负责人原本说交两百元行政处罚款就能出去，可她不知是仗着情人撑腰，还是自认占理，偏就拒绝缴纳。后来他们“惊喜”地发现母亲曾“经手”两个未成年人，案子直接升级为经济案件，罚款三千元——这笔钱在当时，都能买下一块六十多平米带房的地皮了。从头到尾，我都静静地听着。其实我心里清楚，母亲根本没掺和那些事——她整天窝在阁楼里跟情人厮混，哪有闲心管店里的杂务？可如今，那个税局干部早跑得没影了，旁人问起，他便一口咬定不认识母亲。但痴情的她，至今还盼着“英雄”来救她。

拘留所的铁栏杆上结着水珠，像母亲涂过指甲油的指尖。她隔着玻璃大喊大叫，声音撞在白墙上又弹回来，震得我耳鼓发麻。“那些狗娘养的……”她的唾沫星子喷在玻璃上，身后的管教民警皱起眉头。我知道她又在骂那些来过咖啡馆的干部，骂他们白喝了咖啡还装正经——这大概就是罚款从两百涨到三千的原因。母亲总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以为撒野就能解决问题，却不知道自己踩碎了多少人的体面。

“一周内把钱凑齐。”她隔着铁栏杆抓住我的手腕，指甲掐进我的皮肉。我盯着她腕上空荡荡的金镯子痕迹——那只镯子昨天还在，现在却和她所有的首饰一起，成了派出所的“物证”。三千块越南盾在我掌心沉甸甸的，像块刚从火里捞出的铁砧，烫得我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家里的米缸见底了，只有半袋发了霉的木薯。母亲每天给我的两块五毛钱，刚够买三把空心菜和半公斤劣质米粉。我翻遍了她的樟木箱，只找到几张皱巴巴的赊账条，和一张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的父亲还没被生活压弯脊梁，母亲的酒窝里盛着甜美的梦。现在这些都没用了，柜子里除了樟脑丸的气味，什么都没有。

第一天，我去了米粉店老板家。他正蹲在门口杀鱼，见我开口借钱，手里的菜刀“咣当”掉进盆里：“你妈还欠我上个月的米粉钱呢！”第二天，我敲响了继父的家门，他新娶的老婆隔着门缝塞回我去年送的粽子叶：“我们也不容易，你懂点事吧。”第三天到第七天，我磨破了两双拖鞋，跪得膝盖淤青，却连一千块都没凑够。每个敲开的门后都是摇头，每个熟悉的面孔都变得陌生，连平时最疼我的七婆，都把我堵在巷口：“不是七婆狠心，这钱借了你妈，她拿什么还？”

第七天深夜，我瘫坐在咖啡馆门口。玻璃上还贴着去年圣诞节的彩灯贴纸，如今灯早就灭了，贴纸卷着边，像母亲涂裂的口红。口袋里的买菜钱被手汗浸得发皱，2块 5毛钱，买不了米，买不了面，更买不了母亲的自由。我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它们那么远，那么冷，就像这世上所有能帮我的人。

曾经熟稔的面孔突然结了冰，每个敲开的门后都是慌忙关闭的窗。对于“组织卖淫嫌疑犯”的家属，人们避之如瘟神。那些欠着高利贷的人更是眼神躲闪——卖木瓜的阿婆往我手里塞过烂掉的水果，肉铺老板的儿子曾借走两百块学费，此刻却躲在米缸后装咳嗽。他们心里明镜似的：母亲若被定罪，债务便死无对证。有人甚至在巷口烧香，盼着她永远别出来。

父亲那边的亲戚本就疏淡，此刻更是变本加厉。大伯母靠在门框上嗑瓜子：“早就说这女人迟早惹祸，你们姊妹几个啊，指不定遗传了什么脏基因。”堂哥嚼着槟榔冷笑：“救她？不如省下钱给自己买副棺材，免得哪天被连累进局子。”这些话像淬了毒的针，扎得我喉管发腥，却只能赔着笑脸退出门槛。

第七天傍晚，我攥着仅有的两千三百块越南盾，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拘留所的红砖墙上爬满苔藓，像一块永远治不好的烂疮。母亲被带出来时，头发乱得像鸟巢，眼神却亮得可怕。“钱呢？”她隔着铁栏杆逼近我，身上还穿着被捕时的那件红奥黛，领口沾着不明污渍。

当我嗫嚅着说出“没凑够”时，她的反应快如闪电。指甲掐进我锁骨上方的皮肉，力道大得像要把我生吞活剥：“废物！你跟你爹一样都是废物！”她的怒吼在逼仄的探视间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块石头砸在我心上。“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没用的东西！”她猛地推搡我，我向后趔趄，后腰撞上冰冷的铁桌角，疼得眼前发黑。

跌倒在长满青苔的地面时，我听见自己的骨头发出“咔嗒”一声。没有外伤，却仿佛有千万根细针扎满全身，从骨髓里渗出的疼让我发抖。母亲转身时，奥黛下摆扫过我手背，那触感像一条蛇滑过，凉得刺骨。她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留下我一人蜷缩在墙角，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像濒死的鱼。

爬出拘留所时，暮色已经漫上来。街灯次第亮起，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碎成几段铺在青石板上。姐姐的大学通知书还揣在我内衣口袋里，纸角已经被汗水洇湿。路过米粉摊时，飘来的葱花香让我一阵反胃——那是母亲最爱加的料，可现在，她大概再也吃不到了。

摸出裤兜里的硬币，数来数去只有十七盾。明天的米钱还没着落，弟弟还等着吃饭。我咬咬牙，把硬币扔进了河内慈善会的募捐箱——反正，这点钱也救不了母亲，不如赌一把运气，说不定真有奇迹。

大方向敲定后，我立刻着手行动：先是锁上 KTV的卷闸门，将那个散发着廉价香水味的老女人轰了出去；接着花整个下午向弟弟解释我们的处境——锅里的米越来越少，往后可能要饿肚子了。我特意强调，从今天起必须省吃俭用：把干饭改成稀饭，饭后尽量少动，好让肚子不那么快饿。第二天，我反复叮嘱弟弟看好家，便硬着头皮往祖母家走去。

父亲坐在果园中央的石凳上抽水烟。他侧脸对着我，手里的竹制烟筒冒着热气，火星在烟口明灭。烟枪里的水“咕噜噜”翻滚，像是在酝酿什么，随后化作轻薄的烟雾从他嘴里溢出，混着酸角树的清香弥漫开来。他仰头靠在石凳上，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看不出悲喜。头顶的酸枣树结满果实，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给鹌鹑蛋大小的酸枣镀上一层金边，它们在枝头晃悠，像无数小灯笼。脚下的鱼池波光粼粼，涟漪追逐着漫过池边，碎成一片银箔。这画面宁静得像幅水墨画，却让我不敢靠近，生怕打破了这份虚假的祥和。

我在拱门外徘徊许久才走近他。他头也不抬，慢条斯理地问：“什么事？”母亲被捕的消息早已传遍街巷，他却像毫不知情，让我有些心寒。其实我清楚他的状况：几个叔叔为了财产争得头破血流，他在中间来回摇摆，如今投靠小姑，在她的仿石墓碑厂干活，收入还算不错。当我哽咽着说出我们的困境，请求他帮忙时，他又拿起烟筒，吞云吐雾间眯眼望着远方，缓缓开口：

“我和你妈已经离婚了，净身出户。现在你们跟我没关系，是社会的人了。去找你继父，或者让你姐退学回来赚钱——我的钱是留着养老的，没空管闲事。”

这是一位父亲对亲生女儿说的话？短短几句冰冷的话语，像一柄锋利的冰锥，瞬间捅破了我在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也狠狠扎进了我的心脏。我清晰地听见自己心碎的声音，惊诧与绝望让我愣在原地，双腿灌了铅般沉重，半步也挪不动。此刻就算天塌下来，我也无力逃避。他还说了很多，满是抱怨离婚后浑浑噩噩的日子，仿佛这一切都是母亲和我们姐弟仨的错。年幼的我不懂，大人的烦心事怎能比眼前的饥饿更沉重？黑暗的未来如无形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我木然站在那里，良久无语。等父亲倒完苦水，我才喃喃道别，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回走。从此，我再没找过他，他也没回过家。后来路上偶遇，他淡淡地扫我一眼，目光迅速移开，而我仍像对待熟识的长辈，低头轻声问候：“你好。”

回家的路上，我陷入沉思。此前听母亲跟邻居聊起，父亲婚前曾于 1973年参军，隶属第五兵团，从北往南支援。到广平省边界时，他们的防空洞被美军炸弹击中，弹片横飞，队友大多遇难。父亲算是幸运，被队友的尸体和泥土掩埋，最终获救。但因长期缺氧，肺部受损，头上也留了伤，被送回北方。他平日眼神空洞如死井，表情呆板，原来都是战争留下的创伤。或许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他时，他就是这副模样。外人以为他傻，常随意使唤他。以前我好奇问起战争，他总是笑笑摇头。如今想来，他那些古怪的言行都有了缘由。在卫国战争中，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比起那些因战争世代承受苦难的人，我这点伤痛又算什么？再说，父亲虽没帮忙，却“给出”了“合理”建议——妓女门槛低，无年龄技能限制，凭借母亲的“名声”，我们或许能“顺利”入行，解决温饱。这算不算是父亲对儿女的“人生引导”？如此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后，我竟对父亲生不出一丝怨恨。

父母在时，即便穷困潦倒，心里也有个寄托。有无饭吃，总觉得有大人顶着，哪怕天塌下来，也能躲在他们身后惊慌。有家，就有亲情的暖流支撑着，熬过饥饿与磨难。如今，母亲被捕，父亲抛弃，姐姐远在他乡前途未卜，空旷的屋子里只剩我们姐弟俩、快见底的米罐、几个零钱和巨额债务。从前，虽比别的孩子多受委屈，但好歹是温室里的幼苗，单纯无忧。如今，却如幼苗被连根拔起，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脚下无立锥之地，头上无希望之光，唯有切身的焦灼与无尽的悲伤。

这段日子，每到深夜躺下，我总会在梦中穿梭于暗淡的过去与更灰暗的未来之间，在狭窄崎岖的通道里来回颠簸。梦里的时间混乱不堪，浑浑噩噩间，分不清今夕何夕。或许是年纪尚轻，阅历太浅，如同修行未深的人，想超脱凡俗却被杂念束缚。我辨不清是梦是醒，明知有熟人来到身边交谈，却觉得陌生至极，睁不开眼，动不了身，只能任其摆布。每次醒来，总是满脸泪痕，神情呆滞，胸口闷得喘不过气，非得狠狠扇自己几个巴掌，才能从恐慌中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