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落幕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早已化作日历上褪色的印记，可考场上那片焦灼的肃静依然在记忆里沙沙作响。有限的院校资源被世人视作步入社会的唯一独木桥，重点大学的门槛在万众瞩目中被抬至云端——考前学校张榜公示的报名人数与录取名额，像一副无形的砝码，将考场上的空气压得让人喘不过气。

对于一个被天灾人祸反复磋磨的少年而言，这种仓惶的氛围既是凌迟般的考验，也是点燃求胜欲的火种。我渴望从苦难的泥沼里挣脱，甘愿直面这场厮杀——当铃声响起的刹那，所有人在试卷面前平等得像未经雕琢的玉石，唯有挥刀斩破重围，才能劈开属于自己的那道天光。

然而初入陌生考场时，心理压力如潮水般涌来：冷汗浸透衬衫，呼吸急促得像搁浅的鱼，指尖颤抖着几乎握不住笔。某个怯懦的角落甚至滋生出逃跑的念头，直到我想起这场考试的重量——若跨不过这道门槛，或许将永远困在自卑的阴影里。这般思忖让狂跳的心脏逐渐归位，深吸一口气展开试卷，才发现那些题目不过是窗边小桌上练过千百遍的旧识。反正周遭都是陌生面孔，谁又会在意谁的窘迫？于是沉下心来，像还原在家刷题的状态般落笔，任由命运在笔尖下展开筛选——先拼尽全力事在人为，再坦然接受听天由命的结局。

等待放榜的日子漫长得如同世纪，24小时被掰碎成无数个蒙着面纱的分秒。心绪像支失灵的寒暑表，在"非决定论"与"宿命论"间反复横跳。无数个可能性在脑海里走马灯般旋转：先是考题细节逐一回放，纠结思路是否跑偏、答案能否得分；继而因紧张导致的疏漏化作苛责，痛恨自己终究稚嫩，竟被外界风声吹乱了阵脚。

后来意识到，再这样反复检讨不过是自我折磨。反正结果总会揭晓，不如把命运交给时间裁决——若能考上便是天意垂怜，若名落孙山就另谋出路。等待本就是徒耗光阴，倒不如着手规划下一个目标，为最坏的情况筑牢心理防线。倘若落榜，我需先寻份工作撑起家用，同时准备复读。念及此，心境豁然开朗，不再困于等待的泥沼，转而埋首于模拟题中。解卷时的专注既能转移焦虑，又能从知识的积累中收获踏实的满足感。

胖姐是房东家的三女儿。她的两个姐姐与弟弟都像极了老房东：高挑结实的骨架、乌亮的发质、浓密眉宇间的自尊气度，连同下颌线条里的豪爽劲儿，全是老房东基因的复刻。他们黑白分明的眼眸、白皙清秀的面庞，总透着股矜贵洋气，常被人误认作高干子弟。

唯独胖姐生得不同。虽说也是大块头白皮相，身上的肉却像是随意堆砌的——腰腹间几层赘肉堆叠着往外鼓，走路时像鸭子般摇摇摆摆，拖鞋踢踏踢踏刮着地面。两腮的肉团把鼻尖以下挤成了嘟嘟嘴，加上眉间距离狭窄，整张脸总拧着股愤懑，像是跟全世界置气。那副铺盖卷缠腰的模样，倒真有几分富家子弟的横傲。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肥胖本是富足的象征，可她这副身形走在街上，却透着股格格不入的显眼。

起初我同旁人一样，以为她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后来才知晓她家也不过是普通家境，两顿饭便能打发全家整日的伙食。她的肥胖多半源于消化系统的超强吸收，更关键的是她厌恶一切劳作——既不愿动体力，也懒得费脑力，连眼珠转动都比旁人慢半拍，活像台分辨率过高的老旧扫描仪，半天才能“嘶嘶”吐出点反应。我初搬来那天，她驼着背站在水泥院子中央，双手环着臃肿的肚腹，目光像钉子般钉在我身上，让我浑身不自在，仿佛成了动物园里的猴子，或是当场被抓的偷贼。

胖姐长我两岁，看似满身优越感与不屑，实则待人极为友善。我们搬来后，即便备考内容不同，她仍时常邀我去上房一起刷题谈心，言语间尽是温和。有时见我从村口买菜回来，正躺在屋檐下打地铺的她会撑起身子，变戏法似的塞给我一个烤红薯或一瓣柚子——这些微不足道的暖意，却让久未感受关怀的我心生波澜。

那年是她第三次复读备考，全家都跟着上阵忙碌：母亲为她打理衣物干粮，大姐托河内的朋友提前安排住宿，父亲则全程陪同应考。可考完归来，她却厌恶地摔开书本，终日坐立不安地等待放榜，眉宇间满是焦灼。

透过树影间隙，她常看见我在案前专注的模样，眼神里满是困惑。在她看来我或许是个怪人——高考前她点灯苦读到三更，我却早早卧床安睡；她废寝忘食地啃书尚难料结果，我这般“游手好闲”又能如何？更让她跌破眼镜的是，高考后她忙着放松时，我却埋首题海刷题不止——这颠倒的节奏，简直让她匪夷所思。

她哪里知道，刷题对我这个穷孩子而言，实则是场充满快感的智慧游戏。每解出一道难题，成就感便直冲头顶。比起现实中挣扎求生的残酷命题，考卷上的题目反倒简单清晰。思索答案的过程，恰好能消解等待的焦虑——就像那些沉迷《荣者归来》的少年，在虚拟世界里扮演英雄肆意驰骋，我也在题海中寻得片刻慰藉与掌控感。

每当邮递员在门口呼喊，我和胖姐总会箭一般冲向院门口，心脏在胸腔里敲鼓。那日邮差送来的是我的信件，我迫不及待当场拆封——河内外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赫然在目。我们默默往回走，谁都没有说话。

没过多久，上房突然传来“哐啷”的盆罐落地声，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她在抽泣中尖声控诉命运不公：“凭什么别人没我努力，没我熬得久，通知书却落不到我手里？三年的苦等，还不够证明我的坚持吗？”那声音里的绝望，像碎玻璃扎进暮色里。

我踉跄着躲进屋里黑暗角落，背靠着冰凉的土墙缓缓蹲下。左手将烫金的通知书摩挲了一遍又一遍，右手死死捂住嘴，却堵不住混合着幸福与酸楚的呜咽。那泪水里，只有寥寥几滴是为苦尽甘来的喜悦，更多的却是被现实重压的无助——攒下的积蓄仅够我和弟弟撑到暑假结束，河内四年的学费生活费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弟弟谁来照料？分开生活开支岂不是翻倍？更何况山西是我生长的根脉，而河内那座庞大的陌生城市，我该如何扎下脚跟？无数问题在脑海里拧成死结，我却连一丝头绪都抓不住。

下午我用衣襟拭干泪痕，在门前等弟弟踢球归来。当我把通知书递到他眼前，这个少年的眼神瞬间蒙上惶惑："姐姐要去河内住宿舍了，对吗？"我点点头，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他没再追问，转身翻出换洗衣物去前院洗澡，再回来时眼眶泛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那个晚上，我们低头扒拉着饭，沉默像湿棉被压在桌上。第二天弟弟早早出门，我百无聊赖地蹲在屋檐下看蚂蚁，满脸的愁云惨雾，不知情的人恐怕会以为我落了榜。

天意弄人，几天后邮递员再次呼喊时，胖姐第一个冲到铁门，见信封上仍是我的名字，她憋红了脸喊我去取，没等我应声就把信件摔在地上，扭头回屋的瞬间，新一轮嚎啕大哭穿透了院墙。

这次是河内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了前一份垫底，我强压下翻涌的情绪，草草签收后便躲回下房——70:1的录取比例如同烫金的勋章，突然照亮了我晦暗的心境。我摊开双手反复看，仿佛看见胡志明领袖的身影在掌心浮现："钱就在这里。"我对自己说，大不了像他那样从零开始，靠打杂谋生也要闯进去。

择校的问题很快有了答案：选择师范大学，既是圆儿时的教师梦，也因它离山西更近。报到前几天，我从同学家抱回一只半岁的小黑狗——它浑身蓬松的黑毛像团绒球，倒挂的三角耳下坠着黑水晶般的眼睛，尾巴像装了永动机般摇个不停，比任何泰迪熊都鲜活。我们给它取名"小黑"，这小家伙聪明得惊人，从不嫌弃我们的清贫，每次见到我们，尾巴都摇成花，眼里的光像要溢出来。当我把它抱在怀里，看它晶亮的黑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总能感受到纯粹的暖意。这个突然闯入的小生命，让原本无依无靠的我们多了份牵挂，也多了份守护的勇气。从此弟弟不再孤单，每当看到小黑迈着小短腿追着他满院跑，我心里就腾起一股滚烫的安慰。

那天傍晚，继父绕道来看望老朋友，顺道拐进院子看我们。我知道他名义上是探友，实则多半是放心不下我们。正是因为他的善良敦厚，当年才会拦下轻生的母亲，娶了这个拖着三个"油瓶"的女人；也正是这份善良，让他始终牵挂着我们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他常会顺路来送点零钱，问问近况——或许正是这份初心，才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多了些慰藉。那时他的处境极差：废品生意因官司搁置多年，房产也面临被没收，六个儿女不仅不争气，还总缠着他要钱。即便如此，他仍能挤出时间和不多的钱来帮衬我们，这份情意至今想起仍让我喉头哽咽。

得知我考上了大学我要去河内报到，这个一辈子埋首废品堆的老人竟激动得老泪纵横，仿佛是亲生女儿要为他家族光宗耀祖。他用颤抖的声音反复叮嘱："不管遇上啥难处，都得咬牙学下去。只有读书才能跳出穷坑，甩掉羞耻。"

第二天他送来一只崭新的铁皮箱。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住校生的"身份象征"——没有铁皮箱，仿佛就不算真正的大学生。它既能装书本衣物，又能当行李箱，甚至能临时充当学习桌。在我眼里，这哪里是铁皮箱，分明是用金子铸的宝贝。他把箱子搬到屋檐下时，眼眶又红了："我只能帮你这点了，往后那条又远又生的路，得自己走。记着，往前看，别回头！"，20年过去，如今他的模样我已模糊，唯有这几句朴素的话语，像钉子一样钉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