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工作的忙碌与感情的困惑间疲于奔命时，母亲刑满释放的消息传来。她在狱中度过近十四年，而我们兄弟姐妹也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了近十四年。没有她的日子异常艰难，饭食难饱，却饱尝委屈与轻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自有魔力，让我们渐渐习惯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也习惯了她的缺席。

因此，当她真正回到家中时，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难以装出热情洋溢的模样向她嘘寒问暖，更无法自然流露出儿女对生养者的依恋。脑海中仍满是过去的痛苦经历和她冷漠的记忆，心中的创伤早已千疮百孔。与她相处时，满心都是隔阂与距离，我们几乎保持沉默，只能通过无微不至的照顾来表达关怀。而她从我们的沉默中感受到的是失望，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怒火，又搬出了我们从小就害怕的两种武器：脏话与哭嚎。

我们与母亲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拖累着每一个人。她认为自己的遭遇都是为了儿女付出的代价，归来后理应得到我们加倍的补偿。她期待的是倒屣相迎的热络，是热泪盈眶的拥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是物质上的丰厚回报。但现实与她的期望截然相反，只有拘谨和沉默。期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大，这些失望点燃了她心中的怒火。

如今我们早已习惯独立，学会了隐藏情绪。但心底仍存一丝希望，盼着她在分开的日子里能有所改变。可当她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却依然是过去的模样。我们之间仿佛筑起一堵高墙，层层叠叠，坚固得难以撼动。

说心里话，我们从未责怪母亲，更遑论憎恨。因为我们明白，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早已注定，路上遇见的人皆是渡己之人。无论遇见谁，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东西：有人赐予生命，有人助力成长，有人带来难忘时光，有人在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

人这一辈子，遇见的人无非两种：好的与坏的。有人给予温暖力量，有人则鞭策我们成长。母亲无意中成了鞭策者，让我们在挫折后奋发向上。磨难中我们也曾情绪崩溃，但总有好心人伸出援手，给予我们温暖与力量，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若没有当初的鞭策，又怎会有如今的美好？

我们并非含着金钥匙长大，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寻找人生的钥匙，无论这钥匙是金是银还是铜铁，都与母亲无关。但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等待着她的一句“对不起”，来化解过往的一切，推倒我们之间的高墙。可惜离别太久，彼此早已失去了亲人间的感应，只能各自舔舐着心中的伤口。

母亲似乎从不关心我们走过怎样的路，经历过多少风雨磨难。在她看来，没有她的日子，我们反而更早踏入社会，得以快速成长，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她甚至将自己的长期缺席，当作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认为这能让我们彻底明白她的重要性，从而学会孝顺与报答。难道天下孩童为了成长，都得早早脱离父母？这是什么荒谬的教育理念？身为曾经的师范生，我也只能无奈地双手朝天，道一句“哈利路亚”。

她一门心思沉浸在自己的苦情戏里，不断向我们诉说牢狱生活的艰辛，炫耀自己如何凭借智慧在狱中“游刃有余”。这个从前就好逸恶劳的人，从不觉得劳动光荣，但凡能花钱雇人做事，她绝不会亲自动手。她把我们给她汇款视作理所当然，甚至认定我们收入丰厚，出狱后还指望我们继续维持高标准供养，却不知那每一笔钱都是我们辛苦打拼的全部。

刚出狱时，羞耻感让她不敢出门，只能整日窝在家里，哭天抢地指责我们兄妹三人冷血无情，怪我们对她的归来态度冷淡。她满心期待着久别重逢的热烈场面——拥抱、热泪、亲昵的举动，可我们却无一回应。她哪里知道，那些年为了抵御外界的冷眼与伤害，展示我们的坚韧，我们早已学会用淡然的面具包裹伤痕累累的心。久而久之，这伪装成了习惯，即便生活改善，也再难卸下。

在她出狱前，我用积蓄在山西市胡同里购置了一套两层民宅，让父亲和弟弟一家先住了进去，还特意留出最大最敞亮的房间给母亲，满心盼着一家人能团聚。然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母亲坚信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认定我们作为她抚养长大的子女，必须给予她无限补偿。她要求我们把房子过户到她名下，从此由她掌控居住权；还要求我们每月支付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供她四处游玩挥霍，弥补逝去的青春；更不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提起她坐牢的过往。

除此之外，她要求我们对她的一切指令无条件服从。哪有这样荒唐的母亲？她似乎忘了，我们兄妹三人不过是普通人，并非腰缠万贯的富豪。回到家中，我们连自由表达想法的权利都被剥夺，原本就寡言少语的我们，变得更加隐忍退让。想着她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我们不愿计较，只当是尽孝。

家中唯一敢反抗母亲的，竟是喝得酩酊大醉的父亲。尽管两人早已不是夫妻，同在一个屋檐下，父亲也没少受她的气。只有在醉酒后，父亲才有勇气与她顶嘴。每当父亲“揭竿而起”，家里便陷入一片混乱，争吵声、谩骂声此起彼伏，甚至发展到摔盆砸碗的地步。可即便父亲看似在为我们出头，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痛快，只有满心的焦灼与烦闷，无奈地忍受着这场无休止的家庭闹剧。母亲的控制欲在出狱后变本加厉，她一门心思要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妄图以此巩固地位，更好地“整治”父亲和弟媳。在确立自己的“权威”前，她就开始翻旧账，借着“教育”的名义，多次掌掴温顺的弟媳，对年仅两岁的孙子恶语相向，甚至将父亲和弟弟一家赶出家门。她渴望建立自己的“帝国”，在那里，她要成为至高无上的女王，能够随心所欲、呼风唤雨。

噩梦远未结束。十四年的牢狱生涯像坛陈酿，把母亲泡得面目全非。她对着镜子挤眉弄眼时，我总能从她嘴角的纹路里，看见狱警呵斥的回声。那些在高墙内习以为常的生存法则——用扭曲逻辑为过错辩护，在他人伤疤上寻找体面的遮羞布——早已渗进她的骨血，像霉菌般在日常生活里滋生。

人们总说监狱是改造人的熔炉，可母亲带回来的，分明是一整套精于算计的生存哲学。她会得意洋洋地讲述如何用半块窝头换来同监室的"尊重"，如何在劳动改造时耍小聪明躲过重活。那些极端的勾心斗角、锱铢必较的生存智慧，让她的瞳孔里结了层冰，看任何人都像在衡量刑期长短。

真正的麻烦始于她的"狱友"。母亲出狱时，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两个因贩卖儿童、销售武器入狱的室友。一年后她们刑满释放，我的手机成了被围攻的堡垒。凌晨三点的来电显示来自陌生号码，接通后是刻意压低的沙哑嗓音："是阿芳的女儿吧？让你妈接电话。"拉黑、换号都无济于事，那些号码像雨后的毒蘑菇，总能从意想不到的角落冒出来。

第一次在胡同口撞见她们时，我正提着给母亲买的降压药。穿花衬衫的女人叼着烟，指甲涂成猩红色，另一个裹着貂皮坎肩，手腕上的金镯子晃得人眼晕——这副派头让我想起莫斯科街头的黑帮大嫂。她们熟稔地拍着我的肩膀，嘴里说着"你妈常提起你"，眼神却像手术刀般剖开我的衣领，丈量着项链的成色。

"让我们见见你妈吧，小姑娘。"花衬衫吐着烟圈，语气不容置疑。我攥紧钥匙串，金属棱角硌得掌心生疼。母亲在里屋听见动静，竟踩着拖鞋冲出来，像只护崽的母鸡把她们往屋里拉："快进来坐，外面风大！"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她们之间的纽带不是友谊，而是共享过人性最阴暗处的秘密。

接下来的日子成了拉锯战。母亲白天堵在我公司楼下哭嚎，夜里发信息威胁要去教育局举报我的"不孝"。有次她甚至带着两个室友闯到弟弟家，吓得刚学会走路的侄子躲在沙发底下。我看着弟媳红肿的眼眶，突然在母亲脸上看到了狱警的影子——那种用苦难做盾牌，肆意践踏他人边界的蛮横。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在幼儿园门口看到花衬衫逗弄侄女。她涂着蔻丹的手指捏着侄女的脸蛋，金镯子在阳光下闪着冷光。我冲过去拽回孩子时，听见花衬衫在身后冷笑："跟你妈一个样，忘恩负义。"那一刻我突然懂得，母亲带回的不是朋友，是三颗埋在生活里的定时炸弹。

我把一份房产赠与协议拍在母亲面前时，她正对着存折上的数字笑得眯起眼。"以后每个月给你五千，"我盯着她鬓角的白发，"但你必须跟她们断绝联系。"母亲的笑僵在脸上，像被突然按了暂停键。窗外的蝉鸣突然尖锐起来，我看见她喉结滚动着，最终挤出一句："你跟你爹一个德性，眼里只有钱。"

那晚我在阳台坐了很久，看着母亲房间的灯亮到后半夜。第二天清晨，她把一张写着"永不联系"的纸条拍在我桌上，墨迹未干的纸页上，还留着钢笔划破纸面的毛边。我知道这不是妥协，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但当我看见侄女在幼儿园画的全家福里，母亲的位置空着时，突然觉得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有些过往必须被隔离，就像给伤口缠上无菌纱布，哪怕会留下丑陋的疤痕。

为了隔绝母亲与家人的冲突，我把她接到河内的公寓。从此每个清晨睁眼，都像踩进布满暗礁的海面——她既是需要照料的母亲，也是全天候运转的攻击装置。她总在我身上搜寻瑕疵，像老裁缝般用刻薄言语丈量剪裁，仿佛只有在别人的缺陷里，才能找到自己扭曲的平衡。或许那些年的牢狱经历，早已把她的认知泡成了变形的棱镜，看任何事物都带着折射的恶意。

我们母女像两只困在玻璃罐里的蝎子，互相蛰刺却逃不出去。她的痛苦源于教诲失效——这个坚信"生养即占有"的女人，始终认为儿女是她的私有物，有权任意修剪。当发现曾经管用的鞭子（她口中"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不再奏效，便改用语言的软刀子，那些淬了毒的话语像细小的玻璃碴，总能精准地嵌进我最脆弱的肌理。

而我像突然被套上紧箍的孙悟空，每句抱怨都是一道咒语。面对她层出不穷的索取与诋毁，只能用沉默作盾牌。幸亏有工作这个避难所——推开办公室玻璃门的瞬间，紧绷的神经总会骤然松弛。同事们准时下班时，我故意敲打键盘的声响在空荡的办公室里回荡；周末主动加班，不过是想在格子间里睡个安稳的午觉。

她对我单身的执念，成了新的战场。"肯定是长得不够骚浪。"她翻出压箱底的艳粉色连衣裙，硬往我身上套，指甲油涂得歪歪扭扭的手指戳着我的脸颊，"明天就去纹个烈焰红唇，男人都好这口。"我盯着镜子里被塞进亮片裙的自己，活像只被强行套上彩衣的流浪猫。任凭她如何哭闹撒泼，我始终守着素色衣柜的阵地，那些艳丽布料让我浑身刺痒，如同穿着别人的皮肤。

"性格太闷，活该没人要！"她叉着腰站在客厅中央，活像台永不停歇的批评机器。每当有男同事打来工作电话，她总要凑在旁边大声点评："声音这么娘，肯定不行！"有次我忍无可忍回嘴，她立刻瘫在沙发上哭嚎，说我"翅膀硬了敢顶撞老娘"，那分贝足以让整栋楼都听见。我突然怀念起她坐牢的日子，至少那时的寂静是真实的。

最让我崩溃的是她对初恋的恶意。这个连对方面都没见过的女人，能变着花样把他贬到尘埃里："那种凤凰男就是骗感情的"、"听说他后来娶的千金小姐，早把你忘了"。那些刻薄话语像针一样扎进回忆，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你再这样，我就一辈子不结婚，让你抱不上孙子！"这句话像枚哑弹，让她愣了半晌，之后果然收敛许多，但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层冰霜。

现在每天下班回家，我都要在楼下便利店磨蹭半小时。看着玻璃门上映出的自己——素色衬衫、牛仔裤，头发简单束在脑后——才敢推开那扇家门。门后总有盏亮着的灯，却比黑暗更让人心慌。母亲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的身影，在墙壁投下扭曲的影子，像张张开的网，等着捕捉晚归的猎物。而我只能深吸一口气，把白天积攒的笑容重新贴在脸上，扮演那个她期待的、温顺听话的女儿角色。

母亲认定我单身是因工作太忙，从此她像只上了发条的陀螺，见人就掏出小本本打听："你家有适龄男青年吗？"从菜市场的豆腐摊主到小区门口的保安，她逢人便推销我这个"条件不错的女儿"，那急切的模样，仿佛我是枚即将过期的罐头，不赶紧脱手就要砸在手里。

那段时间我的手机成了相亲热线，周末被塞满各种饭局。母亲精心为我挑选的相亲对象千奇百怪：有戴酒瓶底眼镜的数学老师，一开口就计算婚后房贷；有穿皮夹克的个体户，裤腰带上挂着三串钥匙；甚至还有母亲老战友的儿子，刚从工地回来，安全帽还没摘下。每次赴约前，母亲都要把我按在梳妆台前，往我脸上抹她认为"招桃花"的桃红色腮红，那颜色让我想起过年贴的对联。

社会对大龄女性的偏见像张无形的网，而母亲的催促是网中央的蛛丝。同事们开始窃窃私语，说我"眼光太高"，邻居大妈们见了我妈就叹气："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嫁不出去。"最让我窒息的是家族聚餐，七大姑八大姨轮流上阵劝婚，唾沫星子差点喷到我的饭碗里。

我像只被困在风箱里的老鼠，门外是社会偏见的风，门内是母亲不停的催促。有次加班到深夜，刚进家门就被母亲堵住，她举着手机里的相亲对象照片："这个公务员条件多好，明天必须去见！"我看着她眼底的红血丝，突然说不出拒绝的话。那些年她在监狱里错过的时光，似乎都要通过安排我的婚姻来弥补。

最终我学会了伪装。当母亲兴奋地讲述某个相亲对象时，我会假装认真听着，时不时点头应和，心里却在盘算下周的工作计划。我开始"配合"去见那些相亲对象，在餐桌上礼貌地微笑，听他们谈论房价和职称，然后找借口匆匆离开。母亲看着我"积极"的态度，终于舒展了眉头，而我只是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把那些委屈和无奈，悄悄咽进肚子里。

现在每次回家，母亲都会捧出新的相亲名单，像展示战利品般得意。我不再反驳，只是接过名单时，指尖总会微微发抖。或许妥协是暂时的盾牌，至少能让她安心，也让我在这片名为"催婚"的风雨里，找到片刻喘息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