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北京的天已经热起来了。那阵子街上到处拉着横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红底白字，风吹过来哗啦啦响。我每天戴着N95口罩挤地铁，呼出的气在口罩里凝成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淌，洇湿了领口一圈。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真正让我喘不上气的不是口罩，是那间办公室。

2020年中，编辑董迎军和李一鸣去了东城仲裁，告公司克扣工资。那天我代表公司出庭，坐在法庭那种硬邦邦的木椅子上，胳膊搭在扶手上，肘关节硌得生疼。仲裁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头发拢在耳后，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经本委审理查明，被申请人存在克扣工资事实，裁决如下：员工胜诉。"她的小锤子落下来，声音很轻，"啪"一声，像谁往桌面上放了一枚硬币。

回来的地铁上我攥着扶手的吊环晃晃悠悠。车窗外面的隧道壁一截一截往后退，明一阵暗一阵，照得人脸忽亮忽黑。我盯着窗玻璃上自己那张脸的倒影，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这公司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我知道了。

陆陆续续有人走。白洁、赵霞、何英娇、张锡鹏、周海璐……名字一个接一个从我桌上经手的那摞离职申请书上划过去。四年，六十多个人。一个不到十个人的小公司，四年走了六十多。我算了一笔账——每两个月换一轮血，跟输血似的，输进去一袋漏一袋，地上淌了一大片。

洪霞是2021年年初走的。走之前我们一起吃了顿散伙饭，就在公司附近楼下那家面馆，塑料桌椅，地板上油腻腻的，头顶的风扇吱呀吱呀转。她扒拉着碗里的面条，头不抬，筷子搅着汤，搅了半晌才开口："晨曦，你知道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个念头是啥吗？"

"啥？"

"今天能不能病一场。"她筷子顿了一下，汤溅出来两滴，在桌面上洇开两个圆印子，"我宁可发烧咳嗽也不想进那个门。每天挤地铁的时候我就想，要是地铁出故障就好了，要是刮台风就好了——啥都行，就是别让我准时坐到那张桌子前面。"

她抬起脸看我。拉面馆的灯光打在她脸上，白惨惨的，眼圈红了一圈。"我感觉自己像个气球，"她说，"每天进去就被人拿针扎，下班了再自己吹起来。吹了扎，扎了吹，再吹再扎……"她声音越来越低，到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气声，像气球撒气了。

我没接话。因为我也是。我们都是那只气球，只是有人扎得狠些有人扎得轻些，有人还没漏完就跑了，有人漏了四年还剩半口气撑着。

"上班如上坟。"她把最后一口面塞进嘴里，腮帮子鼓着，含糊不清地说，"上坟一年去一次，我他妈天天去。"说完她把筷子往碗上一搁，两手插进外套口袋里，站起来走了。塑料袋里的饭盒晃荡着，一路撞着她的大腿，啪嗒啪嗒的。

洪霞走了以后办公室更空了。有时候加班到晚上七八点，整层楼就剩我一个人。灯管嗡嗡响，那声音跟苍蝇被困在玻璃瓶里似的，飞不出去，就在你头顶上打转。窗外东三环的车流红红黄黄一片，看着热闹，跟蚂蚁搬家似的，来来往往都有去处。可我一个人坐在工位上盯着电脑屏幕，忽然觉得自己像坐在一口井底下——四壁湿漉漉的长满苔藓，滑溜溜的，手扒上去就往下出溜。抬头能看见一小块天，瓦蓝瓦蓝的，离着八丈远。你在底下喊，没人听得见。

付静生的嘴是一把开了刃的剔骨刀。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走掉的那些人里有人私下说的，传来传去传到我耳朵里。我一开始还替他说好话——"领导就是脾气急点，人还是好的。"可后来我数了数这把刀剔过多少回。

那次我给他买药。和平里中医院，排了四十分钟的队。药费187块3，转账过来187，整。少了三毛。下回挂号费50药费93块6，转143，又少六毛。公交车来回两块钱他从来提都没提过，我也没开口要。你想啊，人家六十多岁一老头儿，我为了几毛钱张嘴多难看。再说他是总经理我是小职员，计较这几毛钱显得我心眼多小。

李一鸣——就是那个跟董迎军一起去仲裁的小伙子——临走前一天把我叫到楼道里。山东人，一米八的个头，靠着墙缩着脖子，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往地面看。"晨曦姐，"他说，"你知道胡总为什么每次都让你去买药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所有员工里唯一一个被骂了还不走的。"他抬起眼睛看了我一下，又低下去了，"他用着顺手。"

李一鸣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下撇着。他说话一直这样，直，不绕弯子，跟刀子似的，一刀就扎在要害上。他说完就走了，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那天晚上我蹲在自己小屋里，橘猫趴在我膝盖上，呼噜呼噜的。白猫蹲在窗台上看外面黑乎乎的树影。我摸橘猫的脑袋，手顺着它的背往下捋。我忽然想，我这个人到底是太老实还是太傻？别人一针扎过来我就挨着，扎完了还帮人家数针眼。那四年来，他少转我的钱加在一起，够我买一个季度的猫粮了——可我从来没张嘴要过。我把嘴闭得严严实实的，生怕一张嘴就显得我斤斤计较。

2020年5月还有一件事。开图书发票，兼职会计徐浩坚持要开1%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我说图书零售免增值税，这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的公告。我把公告原文打印出来，关键句子画了红圈，递到他面前。他扫了一眼，把那张纸往桌面上一推，说："你理解错了。我开的没错。"

"公告写得清清楚楚——"

"你就是错了。"他打断我，语气跟通知一个事儿似的，不带商量的。

为这事儿付静生把我叫进去批评了三回。"你对会计态度太差，人家徐会计年纪那么大了，有丰富的实际报税工作经验的"他说，"你声音那么大，在办公室里吵什么吵？"我站在他办公桌前，想说我没有吵架我只是在讲规定，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咽回去的那股气堵在胸腔里，闷闷的，像一口痰咳不出咽不下。

后来徐浩按1%开了票。错的。可错的不是我。

我回到家蹲在门口摸猫。橘猫蹭我脚踝，白猫歪着脑袋看我。我说："你们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笨蛋。"橘猫打了个哈欠，露出粉色的舌头。它连反驳都不屑。可我心里清楚，我不是真笨，我是那种——明知道不对还忍着、明知道被扎了还替对方找理由、明知道该张的嘴始终张不开的笨。这种笨比真笨更要命。真笨的人糊涂一辈子也过去了，可我这种是半醒半睡，疼的时候知道疼，醒了又装作没醒。

阻碍从来不是明刀明枪的。是钝刀子割肉——每天一下，每天一下。割了四年，肉烂了，骨头露出来了，你还得站着笑。

五月的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带着槐花的甜味儿。我坐在小屋靠窗的小凳子上，橘猫在我脚边缩成一个毛球。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跟付静生敲桌面的声音一模一样——咚，咚，咚。我盯着钟摆晃，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还要挨多少下才能走出去？

可那时候我还没想过"走"这个字。我只想着"撑"。撑一天算一天，撑一个月算一个月。撑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一天早上出门之前我都要站在镜子前面做一件事——把嘴角往上提，提成一个不像笑的笑挂在那儿。然后推门，上地铁，出地铁，上楼，推开那扇门。

门后面等着那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