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走"字长出来之后，就再也塞不回去了。它像一颗种子，白天在办公室里缩着，晚上回到家就疯长，长到塞满了整间公寓，长到橘猫趴在我腿上都压不住它。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个字在黑暗里一晃一晃的，晃得人睡不着。可我睡不着也不怪它，反正我本来就睡不着。
2023年7月，我提交了离职申请书。
那张A4纸从我抽屉最底下翻出来的，皱巴巴的，边角卷起来了。我在"离职原因"那一栏写了"个人原因"四个字，又划掉了。写了"职业规划调整"，又划掉了。最后什么都没写，就空着。因为真正的理由写出来太长——四年六十多个人走了，十五欧骂三遍，七百多天挨了二十多遍"笨得要死"，垫了四年药费从没报过路费，重度焦虑抑郁不批假还叫我去开发票。这些写上去，一张纸不够。
我把折好的纸揣进包里出门。那天早上天是晴的，太阳出来了，晒得柏油路面反光。我赶6点25那趟T114，下车换地铁，出和平西桥站的时候习惯性地往地铁口左边的早餐车看了一眼——每天我都在这儿买个包子，卖包子的阿姨认识我了，会提前把塑料袋撑开。可我那天没买包子，因为我胃里堵着一团东西什么也吃不下。
到公司比平时早了十五分钟。我坐在工位上把电脑打开，把桌上几摞文件摆正，把笔筒里的笔一支一支对齐。旁边同事陆陆续续来了，有人打了声招呼，我"嗯"了一声嗓子眼发紧。等付总进了办公室关上门，我站起来，拿起那张折好的纸走过去敲了敲门。
"进来。"
我推门进去，把信封放在他桌上。
他正在看手机，抬头扫了一眼信封上"离职申请书"五个字，眉头皱起来了。"什么？"
"我要辞职。"
"你疯了？"他把手机往桌上一拍，"现在外面什么形势你不知道？大厂裁员小公司倒闭，你出去能找着什么？"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
"付总，"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自己都听见了——平稳的，不抖的，像在念一句已经排练过很多遍的台词，"您说过一句话，上班如上坟。"
"我说过？"
"您说过。上坟一年去一次，我天天上。"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那个表情我头一回见——不是骂人之前嘴角抽搐，不是拍桌子之前眉头拧紧，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被一句话噎住了。他脸上的肉僵在那儿，像冬天冻住了的湖面，反射着日光灯管的白光。半天他缓过来了。鼻腔里哼了一声，把那张信封往抽屉里一塞："交接两个月。"
"行。"
交接期两个月。他天天给我脸色看，但也没再骂"笨得要死"了。有一天接我手的那个女博士来了——美国留学回来的，学历亮出来能闪瞎人的眼睛。付总当着她的面又把我拎出来说了一通："你，年龄大，没技能，没一技之长，又没学历。在北京你这样的等着饿死吧。你也就靠你家亲戚，要不是这层关系谁要你？"
女博士低着头假装翻文件夹，耳朵竖得跟雷达似的。我站在工位旁边手里拿着交接清单，听他一句话一句话往外甩，每个字跟钉子似的。可我忽然不觉得疼了。我把那些钉子一个一个从身上拔出来，扔在地上听个响，然后该干嘛干嘛。他在说给女博士听——看，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可他不知道，他每说一句我就离他远一步。到最后交接期结束的时候我站得已经很远了，远到他说什么都听不太清了。
亲戚那边也知道了。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收拾工位。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名字，接起来。
"你疯了吧？"他劈头盖脸就是这句，"这么好的工作你辞职？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多少人找不到工作？"
我拿手机靠在窗台上，对面楼的晾衣绳上飘着一件白衬衫，风吹起来鼓成一个包又瘪下去。"叔，您介绍这份工作我真心感谢。但我得活。"
"什么活不活的？你有病吧？"
"有。"我说，"焦虑状态重度抑郁，查过了。他不批假，叫我来开发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比如"身体要紧"或者"那你好好休息"。可他说的是："你太任性了。"然后挂了。我攥着手机在窗台前站了一会儿，对面那件白衬衫又鼓起来了，在风里晃晃悠悠的。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四年前也是在这个位置，我接了他的电话，他说"好好干别给我丢人"，我说"好好好"。那时候天也这么蓝，风也这么吹。可我站在同一个地方，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8月31号，最后一天。交接清单上所有条目都打上了勾。我把电脑里自己的文件删干净，桌面清空，回收站清空。工位上的笔筒摆正了，便签纸重新摞好，那盆快蔫了的绿萝浇了水摆在桌角。走之前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付总在里头打电话，声音隔着墙传出来含含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棉花在骂人。那声音我听了四年，每一个起伏转折我都熟悉。可那天听着忽然觉得跟我没关系了，像在听隔壁邻居吵架，你关上门该干嘛干嘛。
我没跟他打招呼。出了写字楼大门天还亮着，八月底的太阳斜挂着，把影子拉得老长。我站在马路边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从鼻腔灌进肺里，带着汽车尾气和烧烤摊的油烟味——呛人，但新鲜。像刚从水里冒出来的人第一口空气，呛也要使劲吸。
T114公交来了我上去。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空着，我坐下去靠窗看着外面。东三环的车流还是红红黄黄一片，跟四年前一样。可我不再是坐在井底看那块天了——我在地上。井口还在身后，可我走远了。
公交车晃晃悠悠往前开，一站一站过去。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数还有几站到家，因为我知道终点在哪儿了。到站下车，上楼，掏出钥匙开门——两只猫蹲在门口。橘的蹭我脚踝，白的蹲着看我。我蹲下来把两只都搂进怀里，橘猫呼噜呼噜的，白猫难得没挣开，脑袋靠在我手心里热乎乎的。
"以后不用再给人垫钱买药了。"我说。
它们没理我，但没关系。我搂着它们蹲了好一会儿，膝盖都麻了才站起来。阳台上的风吹进来凉的，带着傍晚特有的那种味道——是楼下炒菜的油烟混着绿化的青草气，是活着的气息。我抱着猫站在阳台门口看天暗下去，路灯亮起来一格一格，像有人一个一个地点灯。我口袋里装着一枚地铁票根，一张重度抑郁诊断书，一包用剩的便利贴——荧光黄的，跟2019年买的那沓一样，还剩下半沓没用完。
我把便利贴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看，扔进了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