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四年七月，北京城里闹了一场瘟。

瘟不大，主要闹在南城。南城住的都是汉人，去年下的令，汉人一律迁到外城去住，于是城中间那一片地方空了两年，今年夏天开始有人偷偷搬回来。搬回来的人多，井水就不够用了，井水一坏，病就起来了。

睿亲王府没有病。这座府有自己的一眼井，井很深，水甘。

六阿哥却病了。

起初是吃不下奶。三丫初五那天就发现了：那天他一天只吃了两回，吃得还少。她当时想是不是天热，谁都不想吃东西。

初六早上，她抱他起来的时候，感觉到了不对。

她抱他抱了三年，她的手臂知道这个人的重量。这天早上他重了。重得莫名其妙——不是长了肉那种重，是那种东西在被子里多出来的重。

她把他放到床上，伸手去摸他的脸。

烫。

烫得像一块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红薯。

府里的规矩是：凡六阿哥有恙，一个时辰之内要报到王爷那里，无论王爷在哪里。

三丫知道这个规矩，但她这辈子没有敢用过。她跪在东院门口，把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举起来。

最后是东莪跑来的。

那年她七岁，个子窜得快，跑起来像一只很小的马。她现在已经不必偷偷摸摸了——因为她去年就学会了另一件事：她可以先去书房门口探头，如果阿玛不在，她就自己处理。

她进了屋，看了一眼床上那个小东西，立刻扭头往外跑。

她跑到前院，正好撞见费扬古。

「去报阿玛！」她喊，「快去！」

费扬古看了她一眼，然后做了一件在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没有跑。

他站在那里，问了一句：「烧了几日。」

「我不知道！」

「大小姐，」费扬古说，「烧了几日这句话不能不知道。您回去问清楚。」

东莪愣了半秒，然后跺了一下脚，转身跑回去了。

她这辈子第一次觉得一个下人说话是对的。她后来跟很多人说过这件事，她说：我那时候才知道，人紧张的时候是不能乱跑的，因为跑是最后一件事，跑完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她跑回东院，抓住三丫的胳膊：

「几时开始的！」

「奴才、奴才不知道……昨天晚上好像就有点……」

「昨天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他哭过。」

东莪扭头就往外跑。这一次她连气都没喘匀，一直跑到书房门口，跪下来喊了三个字：

「两天了。」

半个时辰后，来了四个人。

第一个是府里的常值医官，姓舒，旗人，针法很好。他来了以后先做了三件事：看眼睛，看指甲，看脚心。看完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含糊：「有点厥。」

第二个人是从太医院请来的。这位来头大，姓吴，江南苏州府人，顺治二年被征到北京的。他来的时候坐的是轿子，轿子停在二门，他自己拎着箱子走进来，走得很快。

他进屋以后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那个孩子的心口上。

这一放，放了很久。

久到屋子里的空气都变冷了。

他的手抬起来了。他没有立刻说话，他把那只手翻过来看了看自己的掌心，又放了回去。这一次放得更久。

然后他把手收回袖子里，转身对多尔衮说：

「王爷，臣要在无人的地方说话。」

多尔衮看着他。

「就在这里说。」

「王爷……」

「就在这里说。」多尔衮说，「这屋里的人一共五个，你说的话出去以后只有三个人能听见，我不会把三个人都杀了。」

吴太医的额头上出了汗。

他这辈子只诊过一个不到三岁的王爷独子。他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什么地方：他站在一处门缝只有一线宽的地方。走出去他可以一辈子升官，走不出去他就从这里消失，而且是那种从没有人会问的消失。

他咽了一口唾沫，非常慢地说：

「王爷，这位哥儿……不是寻常的先天不足。」

「说。」

「他的心，先天有缺。」

「缺在何处。」

「臣摸不出来。」吴太医说，「臣不敢说谎。臣摸到那里的时候，觉得那里本该有一个东西。」

「本该有？」

「是。」他小心翼翼地说，「就像……就像一口房子的梁中间，本来应该有一根柱子，但那根柱子的位置被人砌了一堵墙。墙也在撑着屋顶，撑得也很好，甚至撑得比柱子还稳。可是它不是柱子。」

多尔衮沉默了很久。

「你说人话。」

「臣的意思是：」吴太医跪了下去，「这位哥儿的心是靠着别的东西活着的。那东西臣认不出。臣只能说，那东西很凉。它的凉是那种把整颗心都镇住了的凉。」

「所以他才会烧。」

「……是。」吴太医的头垂得更低了，「正因为里面有那样极凉的东西，一旦外面有了热，两下相争，就烧起来了。这个火不是病，是打架。」

屋里很静。

多尔衮又问了一句：

「打得赢吗。」

这是那一天里所有人都不敢忘的一句话。后来回忆这一天的人，几乎都从这句话开始回忆起，因为这句话太不像摄政王说的了。摄政王问「打得赢吗」的时候，语气跟他在战报上问「贼众我寡，此战能胜否」是同一个语气。

吴太医伏在地上：

「这一仗，臣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你猜。」

「……」

「猜。」

吴太医终于抬起了头。他的眼睛红了。他行医三十年，进过很多人家的内室，见过很多大人物的孩子死在半夜里。他此刻忽然不想算计了。

「臣猜：打得赢。」他说。

多尔衮看着他。

「然后再猜一句。」

吴太医哭了。他一边磕头一边说，声音全哑了：

「这样的孩子……臣见过三个。三个都没有活过二十岁。」

说完他就不敢再抬起来。

屋里没有人说话。

很久以后，多尔衮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给他三百两银子。」他说，「让他今天就出城。」

「王爷，」旁边有人小声问，「吴太医说这病要守着——」

「不用守了。」多尔衮说，「他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那一夜六阿哥烧到了最厉害的时候。

三丫守着他。她被交代了一件事：不许任何人进来。她谁也没放进来，包括端着药碗过来的那位姓岑的老人——那位老人走到门口，看了看屋里，把药碗放在门槛外面就走了。三丫后来才想起来：她没有听见他走路的脚步声。

到了三更天，孩子忽然安静下来了。

安静得可怕。因为他刚才还在抖，抖得被子都在动，忽然一下就不抖了。

他的眼睛睁着，但是歪的。嘴里有白沫。

三丫知道这是什么。她见过。她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就是这样的，那是最后一个晚上。

她在这一瞬间做了她这辈子唯一一次违抗规矩的事：她爬上床，把这个小小的身体抱在了自己怀里。

她抱着她失而复得又正在失去的东西，在那张床上哭。

她一边哭一边说胡话。她说的是她自己家乡的话，说的是她自己的娘传给她的东西：

「回来回来回来……」

她说了一百多遍「回来」。

到后来她自己也分不清她在叫谁回来——是在叫这个孩子，还是在叫她自己那三个死了的。

那个孩子在这一夜到底经历了什么，后来他自己讲过三次，三次都不一样。

第一次他讲的是一个梦。他说他梦见自己在一片黑水里往下沉，沉得很慢，黑水也不冷。沉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很远的地方有一团非常小的光。他想去，去不了，因为他没有身体。

第二次他讲的是声音。他说他听见有人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哼歌。哼的是一个调子，那个调子他从来没有听过，可他一听就知道那是唱给自己的。哼歌的人哼得很没有章法，中间常常停下来，像是忘了下一段。

第三次是很多年以后。那时候他已经不再跟人讲这种事了。那一次他讲得很短，只有一句：

「我那时候看见月亮。」

问他的人说：月亮？

他说：

「不是天上的那个。」

事实是：那夜三更之后，他左胸那道淡青色的月牙，开始发光。

不是什么灿烂的光。是很淡很淡的一层青，淡到如果屋里点着两盏以上的灯就看不出来。三丫是看见了的，因为她把所有的灯都吹了，只留了墙窝里那一盏小的。她看见那个孩子的衣襟底下透出一点点光：形如初四的月。

她当时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

那光持续了大概一顿饭的工夫。

然后孩子的身体开始出汗。汗出得很凶，把褥子都湿透了。出完汗，热就退了。

第二天清晨，那位说过「这样的孩子没有活过二十岁」的吴太医，在被送出城去的路上死了。

官方的说法是路上遇到了劫道的。这件事没有惊动任何人，因为那一年北京城外确实有劫道的。

他的箱子里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他前一天夜里睡不着觉时补的一张方子。

三天后，六阿哥能下地了。

他坐在那张小杌子上，比生病前更白，也不像以前那样坐得住——坐一会儿就要歪靠着。

那天下午多尔衮来看他。

他进来以后没有说话。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走过去，蹲下来。

他第一次伸出手，把手指在那个孩子的衣服上按了按——按的位置是左胸。

那只手指立刻抖了一下。

「凉。」他说。

那孩子当然听不懂。他只是坐在那里，用一双很黑的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

多尔衮把那只手收了回来。

他收得很慢，慢到像是舍不得收。

「你这个人哪。」他终于说了一句，声音很低，「你这个人心思太重了。」

孩子看着他。

「你知道你这一夜，我把整个北京城的大夫都吓得睡不着了吗。」

孩子当然不知道。

「你不知道最好。」

多尔衮站起身来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个孩子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他忽然又走回来了。

他这一次走到孩子跟前，蹲下去，做了一件东院里所有下人此后都没有忘记的事：

——他把自己的手伸过去，掌心朝上，放在那个孩子能够得着的地方。

然后他停在那里。

他在等。

他等了很久。

那个孩子终于抬起了那只手。那只手很慢、很抖，慢慢伸过来。

他没有抓住那只大手，他只是把自己的手指，搭在了那只大手的手指尖上。

多尔衮的手指尖动了动。

然后，非常非常小心地，他的手指往回收了一点点，把孩子那几根手指，包在了自己的手心里。

两个人就这样待了大概七八息。

没有人知道那七八息里摄政王在想什么。记录这件事的人是站在门口的费扬古，他后来只写了十个字：

「王爷背对着光，看不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