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冬天从不是凛冽呼啸的寒，是钻骨的湿冷。

北方的冷是硬的、干的、有形的，像一堵墙，你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就能把它挡在身外；南方的冷是软的、湿的、无孔不入的，像浸了水的棉被，一层一层往人身上裹，裹得你再厚的衣服都失去了意义。没有北风卷地，没有大雪封门，空气里浸满水汽，冷意顺着校服布料的缝隙，顺着衣领，顺着袖口，顺着一切你愿意或不愿意的缝隙，一点点往骨头缝里钻。那种冷是贴身的、无处不在的，穿再厚的衣服都觉得寒气从四面八方渗进来，手脚冰凉，膝盖发酸——膝盖是最先投降的，一冷就隐隐作痛，像有人往关节里一点一点灌凉水。指尖僵硬得握不住笔，握笔超过十分钟，指节就冻得发白，写出来的字是僵的，笔画里都是寒气。

教室里的空调没有暖风功能，只在夏天制冷——这是南方学校的通病，仿佛冬天不配拥有取暖。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星期，同学们各显神通：有人带暖手宝揣在口袋，暖手宝是粉色的，印着卡通图案，充电的时候会鼓起；有人把毯子盖在腿上，毯子是家里带来的旧毛毯，起球的，一股樟脑丸味；有人不停地搓手哈气，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在灯管下散开。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玻璃上凝出一层薄薄的水雾，用手指可以画出歪歪扭扭的图案，画一颗爱心，写一个字，字很快就糊了，糊成一团小小的泪痕。

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响过，整栋教学楼瞬间活了过来。

潮水般的学生涌出教室，喧闹声、桌椅拖动声、说笑打闹声混在一块，漫过长长的走廊。走廊的日光灯管被震得嗡嗡响，光影里有细小的灰尘和飞虫在旋转。楼梯上挤满了人，脚步声咚咚咚地响成一片，伴随着"借过借过""等我一下"的呼喊，有人三步并两步往下跳，有人在楼梯转角处等人。整栋楼像一个巨大的、正在倒空的蜂巢。

我把练习册胡乱塞进书包，双手拢在袖口，跟着人流往下走。围巾裹到下巴，还是觉得冷风从脖子后面灌进来，激得后颈一紧，那凉意顺着脊背一路滑下去。

天已经彻底黑透。墨蓝色的天幕，看不见几颗星星——小城的夜空从来就没什么星星，只有学校围墙边那一排路灯。街道两边路灯晕开一团团昏黄光晕，在湿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朦胧，光晕的边缘毛茸茸的，像水墨画里晕开的颜料，也像人哭花了的眼妆。梧桐树的枝桠光秃秃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枯叶在枝头上坚持，被风吹得打转，在灯光下投出张牙舞爪的影子，落在地面上，踩上去好像会碎，发出脆脆的响。

校门口的烤红薯摊永远守在老位置。

那是学校围墙外的一个角落，紧挨着自行车棚，摊主十年如一日地守在那里，仿佛他不是在卖红薯，而是在替我们守着什么。铁皮炉子冒着滚滚白汽，白汽在冷空气里往上冲，冲到一米多高才被夜风扯散。甜糯的香气隔着老远就扑过来，在寒凉夜色里，勾得人心里发软——那香气是有温度的，闻到它，冻僵的鼻子会先活过来。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姓什么没人知道，都叫他"红薯叔"，戴着一顶旧棉帽，帽檐下露出花白的鬓角，两只手戴着手套翻动炉子里焦红的红薯。手套是灰色的，食指和大拇指的位置磨出了洞，露出的手指被炉灰染得黑黄。红薯皮被烤得裂开，淌出蜜色的糖油，在炉壁的高温下滋滋作响，冒起小小的焦糖泡泡，那泡泡破掉的时候，会有一缕极细的甜烟升起来。

摊前围满放学的学生。有人搓着手等，把手伸到炉子上方烤，烤得两只手翻来翻去；有人低头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蓝白的；有人和同伴说笑，笑得哈出一团一团的白气。红薯的甜香混着冷空气，成为冬夜里最温暖的嗅觉记忆——后来我吃过无数山珍海味，可记忆里的味道排行，第一永远是这一个。

我习惯绕开人群，慢慢往公交站台走。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那个钱，也是不敢——站在摊前，就总得买点什么，买了，晚饭就白省了。鞋底踩在湿冷的柏油路面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踩在自己规规矩矩的人生上。

肩头忽然落下一道影子。

那影子是从斜后方覆上来的，先落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把我整个人轻轻地罩了进去。不用回头，我也知道是谁。全世界会在这个时间、以这个方式靠近我的人，只有一个。

江逾白的脚步声落在身侧，不疾不徐，和我保持半步的距离——那半步，是他丈量了整整一个秋天、又一个冬天，才确定下来的距离：近到可以说话，远到不算同行。他身上还带着教室里粉笔与纸张淡淡的味道，混着冬夜清冽的寒气，变成一种干净的、清冷的、属于他的气息。那种气息我后来在很多人身上寻找过，在图书馆的午后，在雨后的街道，在某些相似的少年身上——都找不到。原来气味也是有宿主的，它认人。

"等一下。"

他开口，声音被晚风揉得偏低，像被风吹散了一些边角，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只剩下沉沉的、温润的质感。

我脚步顿住，指尖攥紧书包背带，攥得背带上的纹路都嵌进了掌心。侧过头看他。路灯的光落在他侧脸上，半明半暗，明的那半边可以看见他睫毛上沾着的细小水汽，暗的那半边隐在冬夜的蓝里。他走到红薯摊前，从口袋掏出零钱，递给老板。纸币被折了两折，是整整齐齐的两折，递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老板戴着手套的手，他的指尖在冷空气里冻得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