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出法院那条街，雨又下起来了。

“陈国栋。”许青禾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你怎么查到的？”

“当年鉴定所的档案，签字人一栏。”陆见深说，“退休人员名单里有他，社保记录显示他还住原来的地址。”

“你查了多久？”

“从你把那张纸拿走那天起。”

她转过头看他。

“你早就怀疑报告有问题。”

“不是怀疑。”他说，“是确认。”

“什么时候确认的？”

“你说你父亲指甲缝里有灰的那天晚上。”他说，“一个法医不会漏掉这个。除非他不想写。”

车在红灯前停下。雨刷摆了两下。

“去城西。”她说。

“今天太晚了。”

“现在才四点。”

“许青禾。”

“陆见深，”她看着他，“你答应过我，下次替我决定之前，先问我一句。”

他沉默了一下。

“好。”他打了转向灯，“城西。”

陈国栋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六层楼，没有电梯。

楼道里堆着纸箱和旧自行车，声控灯坏了一半，走两步才亮一下。墙皮脱落，露出底下的红砖。

四楼，左手边。

许青禾站在门口，抬手敲了三下。

里面有动静，拖鞋擦地的声音，很慢。

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老人站在门后，七十多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毛衣，脚上是棉拖鞋。他的头发全白了，背有点驼，手里还端着一个搪瓷杯。

看见她，他愣了一下。

“你找谁？”

“陈老师。”她说，“我叫许青禾。许明远的女儿。”

老人的手抖了一下，搪瓷杯里的水晃出来一点，落在他手背上。

他没有说话。

“我能进去吗？”

他站了很久，最后把门让开。

屋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

窗台上放着一个鸟笼，里面一只画眉，正在跳。桌上摊着报纸、一副老花镜、几盒降压药。

墙上挂着一张旧照片，是很多年前一个什么班的合影，底下印着“全省法医培训班”。

陈国栋把搪瓷杯放在桌上，坐进藤椅里，没有让她坐。

“你父亲的事，”他说，“过去很多年了。”

“十七年。”她说。

“嗯。”

“陈老师，”她站在他面前，“我父亲的尸检报告，是您签的字。”

“是。”

“报告上写，‘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

“是。”

“报告里没有提，他指甲缝里的灰。”

老人的手放在膝盖上，慢慢地攥紧。

“你父亲是从楼顶摔下来的。”他说，“当场死亡。”

“不是。”许青禾说，“他落地之后，还抓过地。”

屋子里静下来。鸟笼里的画眉叫了一声。

陈国栋低着头，很久没有说话。

“您知道。”她说。

“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没写？”

老人抬起头，眼睛浑浊，但很亮。

“因为有人打了招呼。”

“谁？”

他没有回答。

“陈老师，”许青禾往前走了半步，“我今年二十六岁。我十六岁没了父亲，十七岁没了母亲。我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活了十年。我学这个，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站在这里问您这句话。”

老人的嘴唇动了动。

“你父亲那台手术，”他说，“死的是个什么人，你知道吗？”

“知道。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脑动脉瘤。”

“他姓宋。”

许青禾愣了一下。

“宋氏那个宋？”

“宋启明的哥哥。”陈国栋说，“当年宋氏刚跟陆氏合作，那批夹子是他们供的。手术出事，总得有人担。”

“所以我父亲担了。”

“是。”

“那他的死呢？”她问，“也是‘总得有人担’？”

老人闭上眼睛。

“你父亲死的那天晚上，有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把报告写干净点。就一句话的事。”

“谁打的？”

“我不能说。”

“为什么？”

“说了，我孙子……”他停住了，摆摆手，“算了。我这把年纪，说了也没人信。”

许青禾看着他。

她忽然发现，这个老人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坏。他只是一个在某个晚上接了电话、然后低头的普通人。他低头之后，活了十七年，养了一只鸟，每天吃降压药，墙上还挂着那张培训班的合影。

“您留着底稿吗？”她问。

老人抬起头。

“什么？”

“您做了一辈子法医。”她说，“您不会只写一份。”

陈国栋看了她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床边，蹲下去，从床底拖出一个铁盒。

盒子很旧，锁已经锈了。他用钥匙打开，里面是一叠牛皮纸袋，用橡皮筋捆着。

他翻了很久，抽出一个。

“二〇一〇年，十月。”他说，“许明远。”

许青禾接过纸袋，手在抖。

她打开。

里面是几页手写的记录，纸已经发黄，字迹是蓝黑墨水。

她一页一页看。

看到第三页时，停住了。

上面写着一行字：

“双手指甲缝内检出灰白色粉末，送检成分为墙面涂料及水泥。双手掌侧可见擦划伤，生活反应明显。”

生活反应明显。

这四个字，意味着他落地之后，还活着。

还挣扎过。

她站在那间堆满旧物的屋子里，忽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往后退。

十七年。

她一直以为，父亲是羞愧自杀。

她一直以为，他是从楼顶跳下去的。

“陈老师。”她的声音很轻，“他是被人推下去的吗？”

老人没有回答。

他只是低下头，用手掌盖住了眼睛。

下楼的时候，她的腿是软的。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一下，灭一下。她扶着墙，一级一级往下走，走到二楼时，停下来，靠着墙站了很久。

外面在下雨。

她推开单元门，看见那辆车还停在原地。

她走过去，拉开车门，坐进去。

车里很暖。

她没有说话。

陆见深也没有问。他只是把暖风开大了一点。

过了很久，她开口。

“我爸不是自杀。”

“嗯。”

“他落地之后还活着，还抓过地。”她说，“有人把这一条从报告里擦掉了。”

“我知道。”

她转过头。

“你早就知道？”

“我怀疑。”他说，“今天才确定。”

“你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我没有证据。”他说，“我不想让你抱着一个怀疑，再过一年。”

她看着他。

雨打在车窗上，一道一道。

“陆见深。”

“嗯。”

“我要翻这个案子。”

“好。”

“这次，”她说，“你别替我决定。”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

“好。”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出租屋。

她去了鉴定所，把那几页底稿复印了三份，一份锁进柜子，一份放进包里，一份寄给了老周。

做完这些，她坐在解剖间外面的长椅上，看着走廊尽头的灯。

凌晨三点，她给陆见深发了一条消息。

“陈国栋说，那天晚上有人给他打了电话。”

回复来得很快。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天晚上，”他回，“我父亲也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