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北京，大雪飘飞。
阳光打在雪面上，晃得人眼晕。
火车站前，我看着身上军绿色冲锋衣，陷入了沉默。
这是去年的生日礼物。
记得我吹灭蜡烛时，江晓曼说：“你以后要是去采访，穿这个抗风。”此时，这句话细得像根针，扎得人胸口发闷。
江晓曼的眉头拧成个结，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烦躁：“林成，你去过西藏么？知道那地方海拔多高、冬天风多大么？那叫一年，一年！去旅游可以，你要在那个鬼地方待一年？你们单位，是不是就你一个傻子？”
我抬起头：“这是我单位的任务，不苦，哪来的优秀题材？而且，我读了好多天路相关的作品，我想亲自感受一下震惊全世界的伟大工程，我想见一见那片天路的守护者。”
我们相恋三年，从大二到现在。
她的父亲是怀机副段长，看不上我一个东北人，又是个小职工，在北京没钱没房。
正是如此，我需要一部像样的作品来证明我的能力，不靠任何人，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她又说：“林成，我之前求我爸走走人脉，给你调进机务段，培训走个过场，先当副司机，事儿都办一半儿了，你到底想咋样啊？你想想，到时候，你再用公积金贷款买个房子，你就是北京户口了，咱俩不就稳定了吗？有我爸这层关系，这点事儿并不难，你干嘛非要当个破记者呢？”
“晓曼，我是个男人。”
“哼？男人？”江晓曼被气笑了。
“你丫也不是电视台记者，拼什么命啊！今天你要走，你就再别联系我了。”她眼神里有惋惜，但更多的是决绝，说完，转头摆手拦停了出租车。
或许，她期待我追上去吧？
看着她的背影，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闷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连周围看热闹的目光都毫不在意。
我伸手摸向脖子，扯下那对我们第一次旅行时买的，刻着彼此的名字缩写的情侣吊坠。
我把吊坠塞进背包侧兜，指尖蹭过冰凉的金属。
门第不同，我不想低着头生活。
经过五天的奔波，我到了沱沱河站。
凌晨三点的出站口，冷风裹着沙粒吹过来，打在脸上生疼。
与路上列车员介绍的一样，过了格尔木之后，海拔会不停攀升，不仅袋装的薯片涨得漏气了，下车时也有了一些头晕、恶心的症状，但我还能接受。
迷迷糊糊间，我背着装满设备的登山包，跟着工务段的接车师傅上了辆蓝色工程车。
师傅朴实地说：“兄弟，你是北京人，咋想起来上这地方了？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民铁道》记者要来实地采访，我还以为主任喝多了呢。”
“这是我的工作。”我轻描淡写了一句，因为不舒服，也懒得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窗外的风景。
师傅一边开车一边说：”这是咱们段的作业车，和京局下属工区那种工程车不一样，这个底盘加高过，能走唐古拉山的碎石路呢，路虎都没有它抗劲。”
格尔木这里人说话，常用“啥”“咋”等西北方言词，比如“你咋才来”，声调接近兰银官话，没有明显的抑扬顿挫。
师傅姓王，五十多岁，脸上带着常年在高原生活留下的暗红，指了指车厢角落，“那儿有备用氧气瓶和红景天，要是不舒服就说。”
我摆了摆手：“谢谢，我能接受。”
路过唐古拉山镇，窗外的夜色渐渐淡成灰蓝，戈壁漆黑一片，只有远处偶尔闪过的输电线塔，亮着一点微弱的光。
王师傅拧开收音机，里面飘出断断续续的藏语歌曲，他跟着哼了两句，然后转过头跟我说：“小伙子，看样子第一次上高原吧？刚来这里，头疼、恶心都是正常的，要学会适应。”
我刚想回话，突然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像有根小锤子在里面敲，没过多久，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我赶紧抓过旁边的塑料袋干呕起来。
我知道，这不是晕车，是高原反应来了。
王师傅停下车，从副驾储物格里摸出一袋红景天，递过来水壶和杯子：“赶紧嚼两片，能缓点。”
“高原上空气薄，海拔每升1000米，氧气分压就降10%左右，唐古拉山镇海拔4600多米，氧气含量还不到内地的60%。大脑缺了氧，就会头疼。肠胃供血不足，就容易吐，这都是急性高原反应的正常症状。红景天这东西，能提高身体对缺氧的耐受度，不过得提前吃才管用，我给你的是应急的，先顶着。”
我嚼着红景天，苦味在嘴里散开，倒是压下去一点恶心感。
工程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车厢里的工具时不时发出碰撞声。
我看着有半人高的道尺，起道机，一大堆碎垫板，还有装着螺栓、扣件的铁盒，外带几袋防滑砂。
王师傅点燃了一根烟，也给我扔过一根来，顺便递过来了火机。
我摇了摇头，没接。
王师傅笑了笑，拐过一个弯儿，又说：“我去过北京，去年去的，带女儿看的升旗。首都亮天早，比这边儿早两个小时。”
我强忍着恶心，轻描淡写地回了句：“我老家黑龙江亮天更早，五六月份的时候，三点半天就亮了。”
“黑龙江人，在北京工作？”
“嗯！”
王师傅扔掉烟头，摇上窗户说：“黑龙江更冷，那你只要克服缺氧问题，这里倒冻不坏你。
工程车颠簸得很厉害，胃里翻江倒海，开了一个小时左右。
“林记者，咱们施工的地点快到了。再坚持坚持。”
“还没有到吗？”我好奇地问道：“王叔，工区不都在火车站旁边吗？怎么开了这么久？”
王师傅手握方向盘，看着前方说：“这里和京局、哈局不一样，地广人稀，几十公里才有一座车站，每隔几百公里才有牧民驻扎。工务段管理的线路也长，像我们工区四周没什么人，而且，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扎个帐篷，不是每天都能回工区的，你不是要去工作地点采景吗？”
“对，我要深入一线采景！”
“那这么走没错，咱们人都在唐古拉山入口那片儿呢！”
我透过窗子看着后箱，一大堆工具，在颠簸的路上发着叮叮当当的声音。
“呵”王师傅浅笑了下。
“别喜欢这些东西，能累死你。”
“这些东西，都放在车上吗？”
“人都在帐篷里睡着，工具放车上丢不了。”
王师傅又点燃一根烟：“那片是冻土区，夏天冻土融化会让钢轨崎岖不平，冬天收缩又可能会抻断钢轨，咱们的人得天天盯着重点区段，后箱里那些工具，都是关键时候要用的东西。”
车窗外的地貌，慢慢变了。
戈壁滩上显出稀疏的枯萎牧草，远处的雪山轮廓越来越清晰，像铺在天边的白纱。
工程车内，海拔表上的数字不断跳动：4500米、4610、4540米……
我的头痛又加重了，连带着耳朵也嗡嗡作响，下意识的揉了揉。
“林记者，这是耳膜受气压影响，你多做些吞咽动作，耳朵能舒服些。”
“坚持坚持，快到了。”王师傅突然放慢车速，指着前方一片白色的帐篷：“那就是咱们工区的作业点。”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几顶蓝色的棉帐篷扎在雪山脚下，风裹着雪粒像鞭子一样抽在帐篷上，发出“呼呼”的响声。
工程车刚停稳，一个穿着三层棉衣、戴着防风镜的汉子就迎了上来。
他摘下防风镜，露出一张黝黑的脸，眼角有几道深深的皱纹，嗓门像洪钟：“老王，这就是林记者吧？赶紧进帐篷缓口气！”
王师傅介绍说，这是工长周民，在唐古拉山待了快十年了。
老周伸手想帮我提背包，我赶紧摆手说：“大叔，我自己来。”
谁知，我刚一使劲，头又晕了一下，差点栽倒。
老周眼疾手快扶住我，皱着眉说：“看你这脸色，肯定是高原反应犯了。这风能把人吹死，你先去旁边的生活帐篷歇着，我给你煮点姜茶。”
我跟着老周往帐篷走，雪粒打在防风镜上，很快就结了一层白霜。
“这防风镜得常擦，不然一会儿就看不见路了。”
老周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块麂皮，擦了擦镜片：“高原上紫外线强，雪会反光，不戴防风镜容易得雪盲症，而且，风里夹着冰粒，能把眼睛刮伤。我们这棉衣也是特制的，外层防风，中层抓绒保暖，内层是透气的速干布，不然出汗了贴在身上，一会儿就冻成冰碴子。”
掀开帐篷门帘的瞬间，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帐篷里搭着两张铁架床，中间放着个柴油取暖炉，炉火烧得正旺，旁边的桌上摆着个红色的急救包。
老周打开急救包，拿出个体温计递给我：“先量个体温，高原上发烧可不是小事。”
他指着急救包里的药说，“这里有盒地塞米松，要是喘得厉害就吃一片，能缓解肺水肿；还有硝酸甘油，预防高原心脏病。咱们在这作业，安全第一。”
我量完体温，36.8℃，还算正常。
老周松了口气，给我倒了杯姜茶：“趁热喝，驱驱寒。”
我捧着姜茶，看着帐篷外漫天的风雪，感觉这高原的冷比哈尔滨的冷有过之无不及，这里的风，是从皮肤往骨头里钻，是缺氧时大脑的昏沉，是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的刺痛。
就在这时，帐篷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副工长老孙催促的声音：“大伙儿抓紧时间吃点东西，半小时后天窗开始，咱们走过去还得十多分钟呢！”
那个天窗，就是上道作业的时间。
我掀开帐篷帘一角，看见几个穿着棉衣的工人正蹲在雪地里，手里拿着冷馒头和火腿肠。
冰天雪地里，火腿肠冻得硬邦邦的，得用牙啃着吃，我也是头一次知道火腿肠能结冰。
我有些好奇，他们的防风镜上都结着白霜，脸上却没什么抱怨的神色，偶尔还说笑两句，在这种环境下，长时间人不会压抑吗？
老周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汉子，歇够了再出来采访，别急。咱们这工务段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习惯了就好。”
他转身要走，又想起什么，回头跟我说，“你背包里要是有贵重东西，记得收好了，别让熊给偷了去！”
我点点头，看着老周的身影消失在风雪里。
帐篷里的取暖炉“咕嘟”响着，我摸了摸背包侧兜，那枚情侣吊坠还在，冰凉的金属贴着掌心，有种心痛的感觉，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