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断头台

就在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率军同王党军作战的时候，议会再次同查理一世进行了谈判。上下两院不顾1648年1月17日通过的不与国王谈判的决议，在4月还未结束之前就已开始重新讨论与国王谈判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的请愿书从伦敦传来，纷纷要求议会同国王订立条约，上议院同意了此项要求。上议院十分渴望和谈，甚至当汉密尔顿和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的时候他们也拒绝和下议院一起宣布他们为敌人。下议院则比较谨慎，他们坚持在开始缔结任何条约以前国王必须接受一定的先决条件，并且拒绝同意让国王到伦敦谈判。最后，两院达成协议：到8月1日，双方应在怀特岛和国王订立一个私人的条约。

议会的特派使者于9月18日克伦威尔进入苏格兰的前两天同国王在兰波特相会了。查理同意撤销他以前谴责议会的宣言，并承认议会进行战争是“为了他们的正义和进行合法的防卫。”他答应在三年期间实行长老会宗教，以后再实行有限制的主教制。他甚至表示在20年内放弃对民兵的控制，并且按照议会的意愿去处置爱尔兰问题。关于以上让步是否足以成为以后持久和平的基础，这个问题在近代历史学家和当代政治家中同样存在着较大分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国王这样做不是发自内心的。查理在给他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可以坦白对你说，今天我所做出的巨大让步——教会、民兵和爱尔兰等问题——都不过是为了让我能够逃脱……我唯一的希望是让他们相信我不敢拒绝他们的任何事情，从而放松对我的防备和守卫。”

长老派的领导人为了取得长老派宗教永久性的确立而争论得喋喋不休，但是，关于任何条约是否能够约束住国王这个问题他们却完全忽略了。与此同时，一种恐惧不安的情绪在军队中散布开来。一支独立派的军队非常害怕长老派与王党会达成一致协议，这样的协议很可能造成军队的全面解散。一个士兵所能得到的充其量是在被遣散时口袋里的几个先令，但不能保证得到应发的欠饷，或者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赦免。如果任何一个曾为议会参加过战斗的教派的教徒希望战争能带给他以按其信仰而进行的宗教自由的话，那么在1648年5月所通过的反对异端和亵渎神明的法案将使他的希望彻底落空。士兵们十分清楚：不论是主教制还是长老派教会取得胜利，宗教容忍都将在其放下武器的那一刻宣告结束。再者，士兵们还深信，草拟中的条约对国家的政治自由不会提供任何保障。查理一旦恢复他的权势，一定会使用武力或者运用阴谋取消条约所规定的限制，并重新建立历经六年战争才将其推翻的专制制度的罗网。查理重新发动战争使他们对他更加不信任，并对他更为痛恨。先前，发动第一次内战的责任曾被推到国王邪恶的顾问们身上，而第二次内战的责任就要由国王自己来承担了。军官们说，正是在查理的唆使下，被打败了的敌人才又重新拿起武器，老的同伙人也背叛了原则，而且一支外国军队也趁机侵入了英国。在温莎举行的一次大型祈祷会上，军官们在分头出发参加战斗以前，发誓要将这个责任追加给国王。一名军官写道：

“我们作出了一项非常明确的决定，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假如上帝再次把和平带到我们之中，我们一定要把查理·斯图亚特这个血腥的人看作是应对他欠下的血债以及违背上帝旨意、反对国家这些可怜的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负有完全责任的人。”

他们同样决定对国王手下的傀儡也要给予惩罚。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军队表现得比议会更为仁慈。但是，第二次内战使军队情绪极为不满，他们决心以血还血。费尔法克斯将在科尔契斯特捉到的两个王党领导人卢卡斯和利尔加以处死，“为他们所造成的抛洒无辜鲜血而报仇”就是这种情绪转变的一种表现。

克伦威尔对第二次内战的祸首也同样具有这种复仇的情绪。在他占领了彭布鲁克时，他不接受某些人员的投降，而是准备将来惩罚他们。他写信给议会说：

“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以前曾经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你们服务过，可是，现在他们背叛变节了。我宁愿将这些人挑出来进行惩罚，而不是先惩罚那些一直拥护国王的人。他们的罪恶是双重的，因为他们对许多众所周知的事犯了罪，而且反对许多上帝为繁荣正义而进行的事业，他们本来也参与过这些事业。”

他同样也对那些怂恿苏格兰入侵的人愤怒至极。他说：

“这比以前发生过的任何背叛都更为严重、更加惊人，因为以前争论的结果可能是一批英国人统治另一批英国人，而这次却是使我们屈服于外国人。他们在今年夏天的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过错肯定比那些第一次内战时人们所犯之错误更为严重，因为这是重复违反上帝所安排的一切事物的错误。”

克伦威尔从普雷斯顿战役中总结出的道义思想是：议会应该用来保护那些持有各种见解、爱好和平的基督徒们，并去惩罚各个阶层扰乱和平的人。他告诉议会说：

“鼓起勇气，在你们任职期即将结束时，去完成上帝的事业，即为这个国家寻求和平与福利。——所有愿意和平生活的人们会从你们这里得到鼓舞。那些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使国家免受灾难的人们会很快地从这块土地上被消灭掉。如果你们能鼓起勇气这样做，上帝会祝福你们，善良的人们会支持你们。不论各方敌人如何作为，你们为国家带来的福祉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

当克伦威尔从苏格兰回国时，他发现议会正准备使国王重新登上王位，并只满足于驱逐数十名王党的首领。费尔法克斯的军队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向其领导人递交请愿书，反对签订条约并要求惩罚挑起战争的人。克伦威尔的军队也仿效他们这样做，在他们向费尔法克斯送上他们的请愿书时，克伦威尔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行动。他写道：

“我发现，在这些军官身上具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为了这个可怜的王国曾经经历的苦难和破坏，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想要给予那些罪人以公正的制裁。我愿和他们齐心协力，而且我确实感到这些都是上帝赋予我们内心的真实愿望。”

1648年11月20日，南方军队向议会递送了一份“抗议书，”要求中断谈判，并将国王作为“我们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加以惩处。克伦威尔同意这个文件，并对费尔法克斯说，他在这里“只看到诚实的人及其所说所做的东西，别无其他。”他认为，最好等到条约签订以后再提出抗议，这样做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提出抗议了，他也表示支持。在他看来，《兰波特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查理已经彻底投降了。后来他又说，“他们（指议会）会将我们所争取到的一切拱手让给他（指国王），我们的安全仅如一纸空文，极不可靠。”

谁也没有像克伦威尔那样认识到，仅仅提出抗议是阻挡不了议会的，因此他准备在必要时诉诸武力。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写给他的朋友罗伯特·哈蒙德的信中，克伦威尔充分阐释了以上观点，他想以此去克服哈蒙德犹疑不决的态度。

当议会对军队的抗议置之不理而继续签订协议时，军队决定采用武力。12月1日，费尔法克斯派军官去兰波特捉住了查理，将他运往汉普郡的赫斯特城堡。第二天，费尔法克斯及其军队占领了伦敦。但下议院不为所动，仍以129票对83票顺利通过决议，决议规定国王的回答应作为基础来作出关于如何建立王国的决定。当晚，军队领导人和议会少数派的头目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今后的行动。在军队行军过程中，军官们宣布了想要解散长期议会的意图，主张由忠诚的少数人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直至产生一个新的议会开会为止。他们不顾议会中的不同意见，决定将长老派的多数派赶出议院，而由独立派的少数派拥有议会的名义和实权。于是，在12月6日，普莱德上校和一群带枪的步兵阻拦住下议院的门，抓住某些想要进入的议员，并用武力将另一些议员赶了回去。行动持续到第二天，共逮捕了45名议员，另有96名议员被赶走。此次行动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普莱德清洗”。

克伦威尔在“普莱德清洗”后的当天夜晚回到伦敦，并于第二天与仍留在下院的50至60名议员召开了会议。他同其他军官一样，仍考虑要强行解散议会，召开一个新的议会。他说，他原先对这个计划（指“普莱德清洗”）并不知晓，但现在既然已经实行了，他也感到很高兴，并愿意支持这次行动。

在有关国王的问题上，在克伦威尔和大多数军官之间产生了分歧。他赞成军官们将查理抓获，也同意随后对其进行审判。但他认为，如果实行其他的权宜之计可以使国家的权利得到保障的话，则未必一定要对国王进行审判和惩治。也许只废黜其王位就可以了，或者国王到最后会作出让步，虽然他至今仍旧加以拒绝。关于后来三星期中军官委员会上对此问题讨论的情况披露甚少。据不可靠消息透露，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极大：一派坚持要对国王进行惩治，而另一派则认为废黜国王的王位或将其监禁即可。我们了解一些关于克伦威尔和律师、法官等协商如何建立国家的情况，他希望最后能同查理进行一次谈判，并表示国王如果能接受目前对他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国王的性命还是能够得到保全的。但所有这些折衷性的尝试都未能成功。国王宁可抛弃生命也要保留他的权力。但除非他让步，否则就不可能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因此，一场军队的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度受阻之后又不可避免地向前推进了。此时，克伦威尔也参与了进去。

12月23日，查理被带到温莎，克伦威尔在写给看守的信中指示看守一定要看好国王。信中说：“在执行此重要任务时，愿上帝与你同在并向你祝福。”同一天，下议院任命一委员会，专门讨论如何公正惩治国王的事宜。

5天后，议会制订了一项法令，要成立一个由3位法官和150位陪审员组成的审判法庭对国王进行审判。1649年1月2日，这项法令被送往上议院，并附有一条决议，决议写道：“根据王国的基本法，英国国王当时发动战争反对议会和英格兰王国，实为叛逆罪。”此法令遭到上议院的一致反对，法官也拒绝接受指定给他的任务。但这一切并未使下议院收回成命，他们又制订了一条新的法令，宣布免去3位法官，成立由135名委员组成的法庭，执行陪审员和法官的双重职责。新的法令声称：人民为一切正义权力的主人，下议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下议院通过的法律无需得到国王或上议院的同意。1649年1月6日，这条法令（或现在被称之为“法案”的）获得通过。法案宣判：

查理·斯图亚特曾罪恶地策划要彻底推翻这个国家古老、基本的法律，以一个专横、暴戾的政府来取而代之；他曾发动并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以反对议会和国家。由于议会对裁决国王采取了疏忽大意的态度，这才引起一场新的混乱。为了消除后患，任何高级军官或行政长官在任何情况下（如企图或策划奴役或消灭英国）一律不得免于受审或判决。

法令同时指定了对查理·斯图亚特进行审判的有关人员。1月19日，国王从温莎被转移到圣·詹姆士宫，由骑兵队进行监护。

从1月8日起，审判国王委员会就在彩绘宫举行会议安排议程，有将近一半被任命的人员拒绝接受派给他们的任务。有些人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有些人从政治上反对对国王进行审判，而另一些人则反对法庭的组成及权力。阿尔杰农·西德尼告诉其同僚，他所以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有两点理由：首先，国王不应由这个法庭来进行审讯；其次，任何人都不应受到这个法庭的审讯。克伦威尔带着他对宪法法则特有的藐视态度回答说：“我告诉你，我们要将他戴着王冠的头砍下来。”

然而，关于法庭具有怎样权威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并予以答复的问题。直到1月20日审判开始时，相关人员还没有找到适合审判国王的法则。当审判人员坐在彩绘宫时，传来消息说国王正在登上通向河边的台阶。

“克伦威尔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跑到窗口。看着国王走到了花园里，他的脸变得一下子像墙壁一样的刷白——然后转身向全体委员说：‘我的主人们，他来了，他来了，我们现在正进行一件整个国家都在注视着的伟大工作。因此，我希望你们能让我们作出决定，当国王走到我们面前，向我们提出第一个问题——我们根据什么权限和资格可以对他进行审问时，我们将如何来回答他？’一刹那间，无人回答。过了一会儿，哈里·马丁站了起来说：‘以议会的下议院和所有善良的英国人民的名义。’”

大约过了一小时左右，法庭休会，移到威斯敏斯特大厅。在法庭的后方，紧挨着巨大的窗户，那里坐着将近70名审判国王的法官，他们分成四、五行，排列坐在那覆盖着紫色布的板凳上。他们身上穿着军官们和绅士们穿的普通衣服。在后排两旁的盾牌上饰有英国共和国的标记。克伦威尔和哈里·马丁坐在那里。在法官前排的中央有一张略高的书桌，桌边坐着法庭的主席萨金特·约翰·布雷德肖，他的助手莱尔和塞伊穿着黑色律师长袍分坐在两旁。法庭的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位书记官，桌子的中央放着国家的权杖和刀剑。法庭的前面，讲台的最边上，有三个类似教堂里的靠背长凳的小隔间，它的后背由将法庭和大厅隔开的低矮的隔板构成。当中的隔间有一张绯红色丝绒坐椅和一张铺着土耳其地毯的小桌子，桌上放着墨水架和纸张。国王就坐在这里。在他后面的隔板旁坐着三位律师，他们是共和国的法律顾问。国王将脸转向主席，他的背对着大厅内的群众。由于法庭的位置略高于大厅的地面，观众站在那里好像站在剧院正厅的后排那样，但是隔板多少挡住了他们望向法庭内部的视线。不过，在隔板的上部，他们仍然可以看到国王的头部和肩部。

查理头上仍然戴着帽子，显出一副对法庭不屑一顾的态度。官方的报告写道：

“当法庭宣读罪状时，犯人坐在椅子上，时而看看最高法庭，时而看看楼台。接着，他站了起来，转身巡视卫兵和观众，然后又坐下来，神情严肃，面不改色。直到读到查理·斯图亚特是一个暴君、叛徒等时，他才坐下来报以一笑，面对着法庭。”

正如有些法官所预料的那样，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国王拒绝承认法庭的裁判权。他在20日、22日和23日三天中，每次出现在法庭时都始终拒绝进行申辩。他在1629年发表的一份宣言中曾经声称：“君主除了向上帝之外，无需向任何人叙述他们自己的行动。”他现在仍然重复说：“一个国王是不受任何尘世的最高裁判权审判的。”然而，激起更多同情的是他将臣民的权利同他自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并且宣称要反对军队暴虐的权力以维护他与臣民的利益。他说：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英国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问题。你们可以假装进行你们所要做的事情，但我仍要捍卫他们的自由。如果强权可以任意制造法律，可以改变王国基本法律的话，我不知道作为英国臣民的人将如何保证他自己的生命或者保证他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1月23日，星期二，在查理第三次拒绝申辩之后，法庭又迁往彩绘宫复会，态度较坚决的成员决定以国王藐视法庭而宣布对他的判决。其他人则反对这样做。后来两天，法庭在彩绘宫举行了秘密的听证会议——其原因也是为了赢得时间，想让法庭的顽固分子能有所转变。一些证人一个接一个地揭露他们所见到的国王以武装反对议会的情况。有人说自己曾看到国王在纽伯里全身穿戴盔甲，并手持刀剑，同时听到他召唤一队骑兵侍立身旁，将王冠放在刀尖上。有人发誓说，在莱斯特被围时，他听到查理怂恿他的士兵们抽打他们的俘虏。此外，还有人拿出文件，证明国王曾邀请外国军队进入英国。最后，1月25日，星期四晚，法院将要判定查理·斯图亚特死刑的提案获得通过。26日早晨，62名委员同意他们的委员会对宣判死刑提出的理由，并同时决定：国王应出庭听候对他的宣判而不得缺席受审。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假如他对自己藐视法庭感到后悔的话。

1月27日星期六下午，以布雷德肖为首的67名委员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就座，布雷德肖身穿一件紫色长袍宣读判决书。查理再次拒绝为自己辩护，他只要求宣判前在彩绘宫召开的上议院及下议院大会上讲话。他说他有话要讲，那是“对王国的利益和臣民们的自由最为重要的讲话……我可以肯定，这些话是非常值得听的。”后来传说，他想提议自己退位，但要以同意他儿子继承王位为先决条件。法庭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拒绝了他的请求。布雷德肖在罗列了犯人的诸多罪行后，告诫他进行忏悔，并命令书记官宣读判决书。国王力争要讲话。布雷德肖回答他说：“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并命令书记官继续往下读。判决书读完以后，所有的委员会立即起立表示同意。查理再次力图得到发言的机会，他得到的答复是：“先生，宣判以后，你不得发言。”国王仍挣扎着要讲话。主席下令：“卫兵们，将犯人押下去！”国王大声叫喊：“连我都不让讲话，其他人还将有什么正义可言？”

当国王被带出法庭时，士兵中间响起一片叫喊声：“立即执行，立即执行！”据说，在他穿堂而过时，有人竟出言辱骂他，将他们吸的烟草的烟雾喷到他脸上。当然，同情他的人也不少。在大厅外面的街道上，当他从威斯敏斯特走到白厅时，店铺里和窗子上都涌满了人，许多人在流泪，有的人还出声为他祈祷。显然，这些人的感情是站在国王这一边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军队的首领们最后也许会收回成命。可是，士兵们与军官的想法并不一样。此外，克伦威尔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从未表示过动摇或犹豫，他的影响使弑君者们团结一致。后来，当这些弑君者在他们自己受审时，有些人曾力图表明他们自己是迫于压力才这样做的，其中一人竟说自己是在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强迫下进入法庭的。还有人说，克伦威尔曾强迫那些固执的法官签署死刑执行令，并压制那些愿意允许国王在宣判后仍可发言的极少数人。英戈尔斯比上校厚颜无耻地说，克伦威尔抓住他的手和笔教他签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英戈尔斯比的签名没有丝毫被强迫的痕迹。许多类似这样的传说流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虽然这些传说本身是虚构的，但说明它具有广泛的基础，并曾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克伦威尔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国王处死。一旦决心已下，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切违背此令、企图挽救国王生命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费尔法克斯曾受查理王子的请求，虽然他坚决拒绝参加针对国王的任何审判工作，但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仍然是军官委员会手中消极顺应的工具。荷兰大使曾向议会发出呼吁，但议会也只能以无奈或冷酷来对其进行回馈。

苏格兰议会的委员们提出了公开的抗议，并在私下向军队的首领们提出请求。他们同克伦威尔进行争辩，说《神圣同盟与誓约》要求双方国家应保存国王本人，对国王的反抗如果走向极端就会破坏英国和苏格兰之间的联盟。面对苏格兰议会的抗议，克伦威尔则以讨论王族权力的性质予以回答。他断言，一个国王的背信弃义应受到比任何其他罪行都要严厉的惩罚。至于说到两国的盟约，其目的是为了保卫真正的宗教，假如国王成为建立真正宗教的最大障碍，他们就无需将他保留。他接着说，宗教要求他们必须对一切事业的破坏者及敌人予以应得的惩罚，为了绝大多数人获得自由，难道不应该惩处那些少数犯罪者吗？

与此同时，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查理本人已经准备赴死。他花了不少时间向贾克森主教进行祈祷，并且焚烧了自己的文件，把自己留下的少量私人财产送给别人，并和自己的孩子告别。由于他担心军队会让他最小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当国王，他用简明的语言命令他不要接替兄长的王位。查理将小儿子放在自己的膝上，对他说：

“亲爱的，现在他们将要砍掉你父亲的头。孩子，注意听我说：他们要砍掉我的头。也许他们要立你为国王，但你要知道，只要你哥哥查理和詹姆士还活着，你千万不要当国王，因为当他们抓到你兄弟时，就会杀掉他们，到最后也会杀你的头。因此，我要你别让他们要你当国王。”

孩子听完此话，叹息说：“我会首先被他们撕成碎片。”查理对他女儿讲的话，伊丽莎白公主是这样复述的：

“他希望我不要悲伤，不要为他感到悲痛，因为他的死是光荣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和自由，为了维护真正的新教而死的。他说他已原谅他所有的敌人，并希望上帝也能原谅他们，要我们和我的其他兄弟姐妹也原谅他们。他教我告诉我的母亲，他一直思念着她，他的爱一如既往，直至最后。”

然后，查理竭力安慰公主，一再要她别为他悲伤，因为他将是作为殉道者而牺牲的，他一点也不怀疑上帝会将他的王位赐予他的儿子，假如他能活着的话。我们后人将比我们所预料的、甚至比他活着的时候还要快乐得多。

星期一晚，国王在圣·詹姆士厅就寝。1月30日，在黎明前的两小时，国王起身，将他的仆人赫伯叫来，要他细心为自己穿上衣服。他说：“让我比平时多穿一件衣服，因为天气比较冷，可能会使我发抖，这样会使人以为我是出于害怕，我不愿受到这样的责难。我并不怕死，死吓不倒我。我祈祷我的上帝，我作好了准备。”

大约十点钟左右，哈克上校将国王带到白厅。国王在赫伯特和贾克森的陪同下，穿过圣詹姆士公园。一队持戟的卫兵簇拥着他，数连步兵排列在他所走过的道路的两旁。“鼓声齐鸣，喧声震耳，以至彼此听不到对方的讲话。”这是一个寒冷、多雾的早晨。国王像平时习惯那样走得很快，“以愉快的姿态”召唤他的卫兵，教他们加快步伐。当他抵达白厅后，上校教他在寝宫等了两三个小时，也许为了给议会一些时间通过一项禁止宣布任何新国王的法令。在这段时间里，查理和贾克森一起祈祷。在主教的恳求下，他吃了一口面包，喝了一口红葡萄酒。下午一点半左右，哈克来叫国王去断头台。查理跟在上校后面，穿过了陈列室和宴会厅。男男女女站在那里，目送着国王走了过去。在国王经过时，他听到他们在为他祈祷。士兵们没有斥责任何人，看来是因为他们觉得群众的沉默和沮丧的面容是包含着苦痛的，而不是冒犯性的。

查理从宴会厅正中的窗户出来，走向断头台。他从头到脚穿着黑色衣服，但不是为了悲悼；他还佩有嘉德骑士们佩戴的乔治垂饰和绶带。断头台用黑布覆盖着，四周的栏杆有齐腰那么高，是一块平底、长约一尺半、高6吋的木头。在它旁边放着“锃亮的、用来处决罪大恶极罪犯的斧头，”这把斧头是从伦敦取来的——很可能就是将斯特拉福斩首的那把斧头。断头台附近站着两个化了装的人，两人都穿着紧身外套——一个目击者说他们像水手，另一个说像屠夫。他们中一个戴着灰白色的假发，长着灰色的胡须，看上去像个老人。很快，断头台的下端站满了列队的士兵、骑兵和步兵。在他们后面挤满了男男女女的人群，其他围观者则占满了四周房屋的窗户和屋顶。

查理知道他的声音不可能被周围的人听到，于是他对着断头台上的大约十四五个人讲话。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国王和一个基督教徒，必须表白自己：他从未想到要侵犯人民的自由。是议会，不是他自己，发动了这场不幸的战争。这时他想到斯特拉福，他接着说：“但所有这些，上帝的判决是公正的。我曾经被迫使一个不公正的判决（1641年判处斯特拉福死刑之事）生效，现在对我的不公正裁决是给我的惩罚。”

接下来，国王原谅那些宣判他死刑的人们，他用几句话说明他对为之而死的事业的想法：

“对于人民，我希望他们能尽量拥有人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但我必须告诉你们，他们的自由和权利有一部分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他们的大部分生命和财产被相关法律剥夺了，他们分享不到政府的权力，在政府中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假如我对用武力所取得的一切变化屈服的话，我也无需来到这里。因此，我对你们说（我祈祷上帝不要追究你们的责任）：我是人民的殉难者。”

查理说完以后，在主教贾克森和长着灰白胡子、化了装的人的帮助下，将他的长发压在帽子下面。他和主教讲了几句话，然后将自己的外套和紧身上衣脱掉，把他的乔治垂饰递给主教，教刽子手把断头台放牢。接着，他将双手举起，目光向上，自言自语地讲了两三句话，然后他躺了下去，将头颈枕在断头台上。他躺着做了一下祈祷。据一个旁观者说，国王的眼睛仍和他以前看到的一样炯炯有神。突然，他伸直了手，白胡子的人一斧头将他的头砍下。据另一个目击者说，此刻正好是二时过四分。

另一个化了装的人提起国王的头，一声不响地将头举起，向人民示众。断头台四周成千上万的群众中爆发出一阵呻吟声。距离断头台较远的位置站着一个17岁的青年名叫菲利普·亨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呻吟声我以前从未听到过，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听到。”接着，他看到两队骑兵，一队朝威斯敏斯特方向，另一队朝查林十字街口方向行进，粗暴地驱散人群，而他则幸运地逃回了家。

国王的尸体被放进一只普通的木制棺材里，上面盖着黑丝绒的棺罩。接着经过防腐处理，封存在一只铅制的外棺内，运往圣·詹姆士宫。他的臣仆希望将他埋葬在威斯敏斯特亨利七世小教堂内，和他的祖先葬在一起。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这样会招来无数各色各样的人前往，会造成不安全和不方便。”温莎宫看来比较安全，议会授命查理一世的侍从官赫伯特将他主人埋葬在那里，并给他五百镑作为丧葬费。议会准许里奇蒙公爵、索桑普顿伯爵和另外两位贵族参加葬礼。他们在圣·乔治礼拜堂里选择了一个墓穴，亨利八世和珍·西摩（1508-1537，亨利八世的第三位妻子）就埋葬在那里。他们于2月9日星期五那天安葬了国王的遗体。下葬的宗教仪式没有举行，因为负责的官员不允许主教贾克森使用祈祷书中的仪式，说只能使用议会规定的规则书中的仪式。然而，对于送葬者来说，当日的天气似乎说明死去的君主是清白无辜的。赫伯特写道：

“那天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当国王的遗体被抬出圣·乔治大厅时，天空还是宁静而晴朗的，但很快就开始下雪，下得这样大，以致当他们走到皇家教堂西头时，黑丝绒棺布上已被厚厚地盖上了雪，棺布完全变成了白色——纯洁无邪的颜色。”

全国几乎都沉浸在哀悼中，只是军队和士兵感到高兴，因为在内战中所流的鲜血以战争制造者之死得到了补偿。共和主义者赖德洛说：“鲜血玷污了土地，但土地不能以当时所流的血来洗净，而要以国王所流的血来清洗。”对国王宣判整个过程的公开化和所举行的仪式对大多数人来讲是对公理的亵渎和嘲讽；对那些弑君者来说，却成了他们人生中的珍贵记忆。“我们没有采用暗杀的手段，也不是背着人干的，”长期议会议员司各特说，“我们是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干的。”当时有一种传闻，后为当代某些传记所证实，说克伦威尔在当晚去白厅看了国王的尸体，那是从断头台上抬到这里来的。他掀起棺材盖，对国王的脸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声说道：“残酷的必需。”一位具有保王情绪的诗人描述了克伦威尔在临终的病榻上曾受到殉难君主“苍白的形象”的困扰。诗人在诗中虽然需要这种“报应”，但历史证明，克伦威尔从未为此感到后悔，他曾是他的党派中最后仍坚持国王必死的人物之一，他深信这是正义的、必要的行动，没有理由为此感到后悔。在他看来，英国已从一个暴君手中解放出来了，这是“在这个时代以后，基督教徒们会引以为荣，世界上所有的暴君们会为之感到惧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