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共和国及其敌人

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后，接着就废除了君主制。1649年2月6日，下议院表决，认为上议院是无用的、危险的，因此应予以废除。2月8日，下议院又认定国王的办事机构是多余的、累赘的，而且危及国家的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随着废除上述两者法案的通过，5月19日，又宣布了建立英国共和国的第三个法案。该法案宣称：“英国从此将成为一个共和国（Commonwealth），即自由邦，由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来统治，人民代表将为了人民的利益来指定和组成隶属于他们的行政官员。”从此以后，所有的法令都将以“英国自由保卫者”的名义来签署，大印上还刻有议会的图像，并附以铭文：上帝恩赐重获自由的第一年。

但是，“自由邦”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并未予以说明。古典共和主义的杰出代表霍布斯（1588-1679）和哈林顿（1611-1677）都认为新政府的定义应为寡头政治，一位小册子作者则赞誉它为贵族政体。但是，从表面上看，新政府是建立在以民主为原则的基础上的。1649年1月4日，下议院在决议中宣称，人民是上帝之下、一切正义权力之源泉，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才主张要制服上议院。在解释要建立共和国的原因时，他们断言：国王不过是一个官员，是由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同意任命的，因此人民有权在他们管理不善时废除他们。《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当时是国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他也发表过同样的论点。在他的《国王和行政官员的职位》一文中，他坚持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是上帝本身的形象和类似体。”他曾在卢梭之前以社会契约论来探索政府产生的根源。可是，不论有些人口头上如何宣扬民主，共和国也只不过是长期议会的统治，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现在，国王和三个等级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已由下议院的少数残余议员将其占有。过去曾实行过的国王和上议院存在时的牵制作用，或教会在立法上曾享有的部分权力，现在统统取消了，新建立起来的机构只不过是由于内战的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委员会和政治体系的延续而已。国务委员会既不是立法机构，也不是内阁，它无权来调节或控制议会，而仅是一年一度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由议会赋予它执行和管理的职责。国务委员会由41人组成，其中10人本身就是议会议员。

长期议会现在拥有英国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以前或往后都从未拥有过的权力：它的立法权不受任何限制；它可以间接地通过委员会或直接由自己作出决定来行使执行权；它可以通过干涉个人诉讼或由委员会规定部分司法职能来行使司法权；它拥有的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和不受控制的。克伦威尔于8年后写道：

“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议会认为它自身应拥有以前三个等级所拥有的权力。它对自身的权力迷信到如此程度，即使有人前来问：‘你们根据什么法则来进行裁决？’回答可能是这样的：‘怎么？我们什么法则也没有，我们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是至高无上的。’”

这种权力机构遇到的较大麻烦是永无休止的工作。它不像现在的议会那样一年大约只工作7个月左右，而是一年到头地工作，从未有超过3至4天的假日。而且，根据1641年5月11日通过的法案，除非它自己愿意，它不得被暂停、休会或解散。虽然批准此项法案的国王已经去世，但法案仍然继续生效。所以，用克伦威尔的话来说，国家是由一个“始终在工作着的永久议会”统治着的。

现在，虽然长期议会实现了自己的最高目的，可是，它们的理论依据已经不再同实际情况相符合。1649年1月4日，下院所通过的决议中写道：“英国议会中的下议院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代表人民的，因此在国家中具有最高权力。”但是，下议院通过此项决议时恰恰是它最不具有代表性的时候。由于在战争中对贵族分子以及在1648年对长老派都采取了排斥的政策，因此下议院正如克伦威尔所说：“经过淘汰和筛选，现在只留下一小撮了。”在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召开时，议员共有490名；到了1649年1月，下院中参加会议的和未参加会议的总共还不到90人。有些区域，全区都未选出代表参加。根据当时一本小册子的记载，在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上，就没有一个来自赫特福德郡、坎伯兰和兰开夏郡的代表，也没有在这些地区周围内享有特权自由城市的代表。威尔士有三名代表，而伦敦只有一位市民参加。几年过后，经过一些调整和少数新的补选，出席代表的人数增加到125人，但在1644年至1653年期间，长期议会没有一天可以有权称它是代表人民的。它的权力不是建立在公众认可的基础上，而只是依靠军队的支持，同时也是依靠英国人民对议会甚至是议会的影子所具有的盲目的崇敬心情。

从政治上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军队能对长期议会的残余支持多久，要知道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中隐藏着他们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军队认为，保持现在的议会仅是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计；议会则自视为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不可取代的统治权。军队认为，一个自由国家应意味着民主，不能想象一个共和国没有共和制的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新的国家建立在一个成文宪法的基础上，宪法应对被统治者的权利和政府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在1649年1月草拟的《人民公约》中，对它所期望的共和国的蓝图已经勾划出来：

——长期议会应在1649年4月宣告结束；

——所有纳税者都须交纳济贫税，除了仆人和乞丐以外，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对选举区域的划分更为平等；

——议会每两年选举一次，每年开会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在休会期间由国务委员会行使权力；

——如果国家同意，仍可沿用国教，除了天主教和主教制外，各种形式的基督教均允许存在；

此外，为了保证人民不受专横权力的侵犯，公约还列举了人民应享受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任何政府不得阻挠或强制人民服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信仰自由等等。

由军队制定的宪法草案于1649年1月20日呈送给议会。他们并不要求这个草案以法律形式强加给国家，而是希望能以温和的方式使国家予以接纳。它将像请愿书那样在人民中间传播并要求其签名表示同意。假如大多数人表示支持该草案，各项工作将分步得以实施。议会接受了公约并表示感谢，可是并没有丝毫的实际举动来落实公约的内容。

1649年4月以后，议会仍无解散迹象。1650年，亨利·马丁明确地表达出他们想要成立一个新议会的想法。马丁将共和国比作婴儿时的摩西。他说，当摩西被人在芦苇荡里找到并将他送给法老的女儿时，她细心地找出谁是孩子的母亲，并将孩子交给她来抚养。共和国就像是一个发育不良、体质纤弱的婴儿，没有谁能比生育他的母亲更适合来抚养他。因此，他们不能在他未长大有了强壮体格之前将其托付给其他人来抚养。

年轻的共和国在国内和国外均受到敌人的包围。在英国，它受到保王党、长老派和平等派的威胁。在俄罗斯，沙皇囚禁了英国商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在德国、瑞典和丹麦，牧师在传教时谴责英国的教派，并表明新教和杀死国王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联合省（相当于现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部分地方）那里，共和分子可能希望得到同情，但公众舆论同样也对他们感到愤怒。在法国，国王的死使得每个在法国的英国人都不受欢迎。因为同西班牙的战争以及法国自身的混乱使得它无法援助查理二世，但它也拒不承认共和国。与法国的敌对行为相比，西班牙则相对地比较友好。他们虽然也不承认共和国，但该国大使仍和英国国务委员会保持非官方的联系，而且西班牙政府在英国各党派之间采取真正中立的态度。它在新政府站稳脚跟前采取了等待观望的态度，并在此期间拒绝援助那些企图复辟但成功性很小的人。也许出于政治上的需求，迫使西班牙对共和国仍然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从臣民到统治者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和法国一样，对共和国保持着敌对的态度。

在英国本土，从国王被俘起就引起的不满，由于处死国王而变得更为强烈。国王死后刚刚10天，一本名为《圣容》的书就出版了，书中详细描述了查理生前处于孤独、痛苦状态时的情景。该书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名叫约翰·高登的苏格兰牧师，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保王党分子会怀疑书中所描述国王的思想感情是由他本人亲手写下来的。该书激起保王党更加炽热的忠诚之情，它使动摇者的态度有所转变，甚至使漠不关心者也为之动心。市民们开始相信查理是位最好的君主、最温顺的殉难者。他不再是政治上背信弃义的暴君，而是剧作家曾经颂扬过的那种带有温柔声音和忧郁眼神的普通人。弥尔顿埋怨说，人民“处于一种迷惑、蜕化、低下的精神状态，除了在少数人身上仍保留着英国古老的坚贞不屈、热爱自由的精神外，有些人已经降低调子去赞颂这位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国王都更能玩弄阴谋诡计和权术来破坏我们的自由、实施暴政的人的形象和死后的声誉。”他曾在《偶像破坏者》一书中试图去粉碎这个“反复无常、丧失理智和昏庸无能的暴徒”的偶像，但是都失败了。

当时，保王党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足以对新政权构成威胁。在荷兰和法国，一些破产的贵族和战败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想俟机给予那些打败了他们的人另一次袭击。蒙特罗斯已在征集流落在北欧的英国人，准备对苏格兰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另一些逃亡者出于获利和复仇的目的，进行掠夺商船的勾当，爱尔兰的港口、马恩岛、杰西岛以及西西里岛，有许多英国商人的船只被其劫掠，就连一些较远的海峡也未能幸免。数月后，鲁珀特王子利用残存的皇家舰队在大西洋捕获了大量战利品，并组织一次突然袭击，进入地中海，阻击从亚速尔群岛出发返回家乡的船只，甚至进入西印度水域大肆劫掠。他们当中的一位官员写道：“我们在海上以掠夺为生，贫困和绝望相随着我们，复仇指引着我们。”

在英国国内，保王分子被新政权成功击垮和制服。有些保王党首领成为阶下囚，另一些则在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审判下受苦。根据惯例，对失败的一派人的惩罚仅限于罚款。有许多人身上有些自由的保王分子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再努力一次，试图他日东山再起。其中，有部分人员与流亡的国王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650年，保王党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并在每个郡都派遣了代理人。但是，大多数凶残的策划人都承认，如果没有国外的援助，保王党一般都处于“极端惶恐的状态中，”根本不敢拿起武器。

在英国，有可能与保王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政府的是长老派和平等派。长老派人数众多，有权有势。他们的力量主要聚集在伦敦，在大城镇和兰开夏郡。此外，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和一大批有圣职的牧师也是属于长老派的。长老派的牧师曾大声疾呼反对审判国王，他们中多数人进行布道反对共和国，有些人竟敢为查理二世祈祷。他们谴责共和国为“异教徒的民主”，拒绝效忠于它，虽然议会强迫他们要这样做。他们中的少数人已超越了消极反抗的范围。其实，长老派与保王党之间是不可能建立起真诚的合作来的，因为两派的愿望相距甚远。长老派要求根据递交给国王的《兰波特条约》为基础，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保王党则要求恢复战争前的君主制。在宗教上，一派要求建立长老派的某些体制，而另一派则仍要维护主教统治。在1648年时，由于长老派对保王党的不信任和不支持，曾使保王党未获成功。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使他们无法精诚合作。同样，保王党对长老派也极端地不信任。比如，对像爱德华·海德这样的人来说，他一直把长老派看作和叛徒、反叛者一样，认为他们的忏悔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主张和独立派的一样，对君主制和宗教有致命的危害。他们剥夺查理的王权，这样就为独立派剥夺他的生命创造了条件。有保王分子在总结这两个党派的责任时说：独立派砍掉国王的头，但是长老派将国王送到断头台上去的。史家认为：长老派和保王派若想联合起来，除非是他们对军队的仇恨和对无政府的恐惧能够抵消他们对于战争的记忆。

同样，平等派和保王派进行联合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平等派中有两个不同的派别，但没有一派是赞成君主制的，尽管他们都敌视现存的政府。他们中有个小派别自称为“真正的平等派”，这伙人强烈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改革，共和国就成了嘲讽的对象。“除非我们穷人能拥有一些土地，能像乡绅们一样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否则英国就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当前，他们要求享有在公有地上和荒地上创建他们自己家园的权利，他们梦想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那里没有私人的土地，没有买和卖，也没有贫与富。与“真正的平等派”不同的是，平等派中的大多数只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他们不希望“平分”大家的土地、消灭私有财产或所有一切为公共所有。他们所要求的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张个人的权利应加以扩大。他们在纲领上提出三个要点：成年男子应享有选举权、一年召开一次议会和彻底的宗教自由。他们不满的是，1648年的革命结束得太快，共和国不是一个绝对民主的国家。

共和国的周围有如此众多的敌人，它的创建者们面临着极为艰难的任务。但是，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他们的支持者人数不多，但他们精力充沛，充沛的热情弥补了人数的不足。国务会议由具有军事、政治经验的乡绅、律师、商人以及3至4名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这里面不乏有才干的人和政治家。他们有一套通过委员会和政府各部门来实施管理的体系，这样就使得每个部门都能对那些具有突出学识和技能的人组成的团体予以更多的信任，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去进行管理。因此，共和国在行政业务上远比长期议会或君主制度管理得好得多。保王党的小册子作者总是把当权者描绘成腐败堕落的利己主义者，实质上，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例外者，而大部分是品质高尚和大公无私的。我们从一位对他们持有敌对态度而不友好的外国观察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无疑是合格的掌权者，虽然他们的称号似乎并不是很堂皇的。路易十四时的宰相马扎然的使者曾写道：

“他们不仅威震海上和陆地，而且他们在生活上并不铺张、浮华炫耀，相互间也不你争我夺，他们在个人事情上精打细算，而对公共事业则慷慨贡献。大家对公共事业都勤奋劳动，看作是其个人事业一样。他们手中掌握大量钱财，但他们廉洁奉公，严守纪律。他们奖罚分明。”

新成立的共和国所拥有的钱财远比斯图亚特王朝任何朝代所拥有的要富裕得多。但是，国库需要支出的款项也有所增加。为了保卫海上的安全和防范外国军队可能的入侵，重建海军为当务之急。国务会议下属的海军委员会对海军事务进行全面的监督，在增加战斗人员的同时大幅提高士兵的各方面待遇，使士兵的热情进一步高涨。现在，共和国的军队在镇压叛乱和抵御入侵上是绰绰有余的。21000名“新模范军”的规模一下子增加了一倍。1649年，常规军已达44000人，其中12000人规定要为再次去征服爱尔兰所用。各个等级的军官为某种互助的精神所激励，惯于在政治上共同采取行动。但是，由于认识水平上的差异，军官与士兵之间逐渐开始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平等派的宣传鼓动，已经在军队的下级士兵中产生了反响。许多士兵和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李尔本一样，要求立即建立民主的共和国。另一些士兵则要求重新恢复“鼓动员委员会”，废除军事法。

李尔本乘机对军官委员会进行攻击，并指责作为他们的精神指导者的克伦威尔，他和他的追随者痛斥克伦威尔为暴君、变节者和伪君子。克伦威尔对个人的攻击和谩骂并不在意，但是他担心这种宣传会对共和国构成威胁。他坚定不移地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认为平等派的学说是要推翻权威和消灭财产。他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了自己对平等派运动的看法。他认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是社会存在的基石。“一位贵族、一位绅士和一个自耕农，这样的结构对国家极为有利，非常之好。但是‘平等的原则’是要消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一切阶层和等级而走向平等，其目的自觉不自觉地要使佃户像地主一样自由地拥有财富。”克伦威尔认为，宣传这样的理论对共和国极为不利，因为它会使所有穷人感到满意，肯定也会受到所有坏人的欢迎。

当平等的观点在军队中传播开来，并煽动着士兵们拒不服从军官的命令时，克伦威尔对煽动者采取的措施是迅速果断的，他于1649年3月将李尔本和其他三名鼓动员送到国务委员会去。他拍着委员会的桌子说：

“我告诉你们：对待这些人你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消灭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消灭你们。是的，他们将会把国家生灵涂炭、财富耗尽的罪名强加到你们头上，你们多年来用勤奋、艰辛和痛苦所创建的业绩将受到挫折或消为灰烬。因此，我要重复对你们说：你们必须将他们消灭。”

李尔本和他的朋友们被送进了伦敦塔，但士兵们仍然群情激昂。1649年5月，在索尔斯堡，三个被挑选出来派遣去爱尔兰的团队公开地进行叛乱。他们表示，在英国的自由得到保障之前拒绝出发。他们的口号是“争取英国的自由、士兵们的权利”，并且希望其他团队同他们一起行动。但是，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不给这些士兵积蓄力量的时间，他们强迫这些士兵马上从伦敦进军到牛津郡。两位将军在贝尔福德镇压了反叛者，抓获了400名俘虏，遣散了其他士兵。

克伦威尔除了在士兵中开展打击共和国敌人的活动以外，他还以同样的热情忙于安抚那些不坚定的支持者，并争取失掉的朋友。许多独立派表示愿意支持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尽管这并不表示他们赞成共和国所做的一切。克伦威尔也许成了个折衷派，他积极促使这些人能在国务委员会上和以前的革命者同席而坐。同样，他在对待上院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与狂热的共和主义者赖德洛等人不同，克伦威尔反对取消上院，他希望上院能以协商的机构保存下来，这就是他缺乏原则的明证。实际上，克伦威尔天生的保守思想使他除了那些非做不可的事以外，并不愿做更多的本质性改革，他甚至还想去争取那些站在革命这一边的少数贵族对他的支持。1649年4月，克伦威尔主动向长老派提出建议：只要长老派能够容纳那些“和平进行工作”的其他教派的信徒，他仍同意建立长老派体系；他还表示愿意重新接纳那些被“普莱德清洗”驱逐出去的议员，前提是他们保证忠于共和国。但是，长老派拒绝了他的请求。

克伦威尔所作的尝试性的妥协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不过，从他的一些信件中却显示出他曾一度试图改变某些人的信仰。罗伯特·哈蒙德和沃顿勋爵在战斗中曾一度是他的同志，但现在，正如克伦威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寻找理由以便不再为上议院服务。他在争取他们回来时，是诉诸以忠诚而不是诉诸以理性。因为这正是他用来消除他自己犹疑不定的方法。他对沃顿说：

“对你的疑虑进行争辩或对你的异议作出回答，这都是徒劳的。我对这一切都有所闻。我已从这些烦恼中以及我自己所想到的事情中解脱出来，为此我感到宽慰。我并不想驳斥你所持的论据，但我对它们表示怀疑。”

沃顿对“普莱德清洗”以及国王被处死一直耿耿于怀，他谴责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合法的，同时还谴责某些有关人员的品质不好。克伦威尔回答说：

“假如我们过多地从方式上来考虑，那么就容易去反对上帝的神圣行动。不要因方法的问题而发怒，因为已经别无他法可想。假如上帝接受他的热情像对菲尼亚斯所做的那样，那该怎么说呢？而菲尼亚斯可能要在法庭上受到理性的审判。”但最为重要的是，“假如上帝表示他也同意而且愿意接受这种热情——不仅以外部的行动而且发自内心，那又怎么说呢？”

对克伦威尔来说，这种外部动作和内部信念的结合远比论据来得重要。事物的逻辑是唯一令人心服的逻辑，这是他在1648年对哈蒙德提出的疑问给予的回答。“世俗的论据容易使我们上当受骗。”我们应该理解上帝的意图，它会明确地在事物中表现出来。除了上帝决定要发生什么事情外，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人们称之为“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天命”、“显灵”、“天意”、“上帝显灵”等。世上根本不存在“命运”这个东西——这也是异教用的语言，也没有机会证明这样的东西存在。每场战争都是“上帝的号召”——克伦威尔经常用这个词语作为号召战斗的同义词。胜利或失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天意”的安排，但它常被错误地称为战争的机遇。因此，克伦威尔在事业上取得的每一项成功都再一次证明他的事业的正义性。他在爱尔兰取得的胜利证明共和国是无可责难的。他对下院的议长说：“这些都是上帝同意你们对政府进行巨大变革的标记。”

毋庸讳言，克伦威尔的这种信仰存在宿命论的因素。有一次他也承认自己过于倾向于“外部的天命，”但是这种信念使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也正是他能使自己的追随者信服的威力所在。他的一个拥护者说：

“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某些紧要的地方，如在邓巴、伍斯特和其他别的地方进行战斗时，难道不是因为他具有异乎寻常的信心吗？因此，当恐惧和失望压抑着其他人（也包括某些善良的人们在内）的心头时，在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着成功和胜利的光芒。”

克伦威尔一直坚持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容许事业失败的信念。他说过：“事业是上帝的事业，它必须兴旺昌盛。”这不仅仅是为了事业，而且为了他那些对事业持怀疑态度的朋友们，他力图使他们充满信心。他对一个朋友说：“上帝对你无所需求。”对另一个朋友则说：“工作并不需要你，但你需要工作。”在他脑海中唯一使他担心的是：“假如我的朋友由于错误的理解而对上帝的事业退缩不前，那该怎么办呢？”在任何岗位上能为上帝的事业服务，“要比世界上任何事业都更为光荣。”他大声喊道：“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上帝的仆人是多么伟大呀！”在这种信仰的指引下，不论是否被人称为变节者或暴君，或者因为工作受到谴责，或是受到冷遇，或是辛勤操劳、彻夜不眠，这些都是区区小事。克伦威尔说过：“我们无需介意是什么人从事上述活动。他们，不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将会去实现上帝良好的愿望，而我们则只需为我们这一代服务，一直到实现永生为止。”

正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克伦威尔才能在其他人踌躇不前、落在后面时“不知疲倦地向前进（弥尔顿的助手安德鲁·马维尔的话）。”共和国在紧急时刻能有这样一个公仆是很值得庆幸的。假如共和国的统治者都能认识到克伦威尔为之服务的事业不仅是个政治形式的问题，而是一种理想，其目的能在任何形式中存在，那将是更为庆幸的事。他曾在君主制国家寻求宗教的和公民的自由，而现在，他在共和国里寻求以上目标，今后，他也许在既非君主制也非共和制的其他形式的政府中去寻求。但是，在当前时刻，他看来似乎已和共和国的生活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