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长期议会的终结（1651-1653）

当议会得知伍斯特战役胜利的消息后，他们给予克伦威尔每年4000镑的薪金，把汉普顿宫给他作为住宅，并派遣一代表团向他表示感谢。9月12日，他以凯旋式进入伦敦城。随军牧师休·彼德斯从他的举止中洞察到他内心的喜悦，曾轻声对一个朋友说，克伦威尔将立自己为国王。但怀特洛克说：“他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他在谈到伍斯特战役时很少谈到他自己的事情，只是讲到别人，总是将战役的光荣恰当地归功于上帝。”从他的信件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克伦威尔把伍斯特战役的结果不仅看作是圆满地完成了战争的任务，而且是接受上帝召唤去完成和平的任务。

尽管共和国政府获得了胜利，但它仍是个临时性政府，它仅得到民族默许而未获得正式承认。即使是共和国的追随者，也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更持久、更符合宪法的机构来取代它。因为现在内战已经结束。这种情绪在克伦威尔回到伦敦不久后召开的一次军官和议员之间的会议上已经明显地流露出来。律师们几乎全部赞成政府应实行某种君主制的形式。有人提议，应拥立已故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现已12岁的格洛斯特公爵为国王。士兵们还未听到有关取消君主制的事。德斯巴勒问道：“为何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以共和国的形式来统治呢？”

克伦威尔很少发言，他似乎更想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不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既同意律师们的看法，认为建立一个带有某些王权性质的政府将是最有效能的，也赞同士兵们的意见，认为当务之急，必须建立一个新议会。他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或私下地劝说下议院，促使长期议会自身解散。但是，不论“他阁下作了多长的讲话，”下议院仍只有两票同意定下一个解散议会的日期，而且时间要三年之久（至1654年11月3日）。克伦威尔不得不放弃他自己的意见，同意向后推迟，并尽最大努力利用现在的议会作为建立国家的工具。

有人在写给克伦威尔的信中这样说道：

“在战争中，你完成了上帝的伟大事业；在和平时期，人们希望你能为他们做有益的事情：粉碎压迫者，减轻被压迫者的沉重负担，解开囚徒们的枷锁，用面包救济贫困的家庭。”

在伍斯特战役的后几个月中，人们将请愿书直接递交给将军和军队，而不是交给议会。但是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议会手中，同时，议会由于感到危险已渐渐远去，就对曾挽救过它的人的意见越来越不愿听从了。议会中有六、七十个议员习惯于参与议会的例行公事，其中最有才干的议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埋头于日常行政事务中，很少有精力去考虑长远的立法规划。其余的人，许多在忙于地方公务。有些人忙于经营自己的土地和生意，其中很多人则在被没收的土地上投机牟利。还有少数人则腐化堕落，但宗派与偏袒等恶习比腐败更为普遍。亨利·韦恩向克伦威尔报怨说，他的几个同僚是如此的顶撞碍事，“不经过一番争执，他们是不会去做清清楚楚应该由他们自己做的事情的。”克伦威尔也说过，“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情如不拉党结派，或不通过议会的无聊推诿，不知得有多么艰辛和困难！”

克伦威尔和军官们战后对被镇压的保王分子实行积极的赦免。此外，他还着力推进法律改革和普遍的社会改革。内战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其后果是社会分崩离析；地主与佃农，债主与欠债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空前的灾难变得复杂起来；伦敦的监狱中挤满了可怜的欠债人；国家到处充斥着乞丐。这种情况对律师来说可能是最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他们的职业从未像现在这样兴旺过，也从未这样不得人心。克伦威尔在1650年写信给赖德洛说：“我们不能提改革法律，只要一提，律师便大叫大嚷说我们要毁灭财富，然而现在的法律只是建筑在让律师们生存下去的基础上，鼓励富人去压迫穷人。”他在邓巴发出的急件中敦促议会“解救被压迫者，对各个行业的谬误要进行改革。如果有人使多数人穷困而使少数人富裕，他就不配做一个共和国的成员。”议会针对这些请求采取了一些措施。1650年11月，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所有法律章程和文件都必须用英文书写。此外，在早些时候还通过一项释放穷苦犯人的法令，并且大胆地从议会外选派了21位委员，在马修·赫尔的领导下来“考虑法律中的疑难之处并以尽快速度加以纠正。”他们的建议直接递交给下议院一个委员会（1652年1月17日）。委员们扎扎实实地投入工作，不到几个月就提出了许多好的草案，其中有些成为护国公当政期间实行的法律，有些到19世纪仍被采用。他们甚至着手将法案编纂起来，作为“一个法律体系”交给议会参考。

当克伦威尔在1649年夏天离开英国时，整个世界都似乎对共和国抱有敌意。伍斯特战役使大不列颠再度成为欧洲的强国，有些国家开始想与英国友好，或至少是惧怕共和国与他们为敌。那些相信共和国试图向国外宣传共和体制的人们都认为克伦威尔是奉行此政策的当然执行者。曾经谣传克伦威尔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他要年轻十岁的话，没有一个欧洲国王见到他不发抖的。还有人说，他的动机比已故的瑞典国王的动机更为单纯，他认为，与其他只为了达到自己野心目的的国王相比，他能做更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情。其实克伦威尔最为关心的是发展国家的贸易和扩展国家的疆土，而不是向国外推行共和主义的原则。

1652年的英荷战争使英国国内正在进行的一切改革停顿下来，倒退代替了进步。一年内，陆军花费了150万镑，海军花费了100万镑。此外，建造新的护航船需要30万镑。这样算来，财政赤字将近50万镑。长期议会为了支付这些费用，重新实施老的方案，没收了将近650万人的地产以维持海军的不断需求，这就导致多数人被迫沦为乞丐。这些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根本不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克伦威尔先前所采取的安抚政策被彻底推翻。他对他看到的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义愤填膺。他说过这样的话：“穷人们在一个早上像一群绵羊似的40人为一队被赶了出来，将他们的货物及地产统统予以没收，而没有任何人能交待他们中的两个人被罚一先令的理由。”

军队对英国目前无序的状态越来越感到不能容忍。1652年8月，军官委员会向议会提出了一项请求，敦促议会应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来实现一系列有关改革的方案。克伦威尔认为在方案中应提出立即予以解决的要求。下议院对军官们讲了许多好话，如对他们说，他们所要求的事情“已在考虑中。”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才有了一点采取行动的迹象。10月，众军官和议会的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进行讨论。

克伦威尔以肯定的语气说：

“我认为，我们至少举行过10次或12次会议，在会上我们以极其谦和的态度请求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将他们曾答应过和想要做的那些有益的事情付诸实现。看来，他们不愿采纳军队所提出的任何建议，而是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我们让他们在人民中间享有好的名声，这样做真是太客气了。”

怀特洛克曾经说过，克伦威尔在同他的会晤中详细叙述了议会议员的傲慢、野心，以及他们如何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而投机钻营、谋取私利，如何行动迟缓、拉党结派，从不秉公守法，其目的无非是将权力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克伦威尔进一步指出：必须建立另一个具有权威的组织，以便遏制和约束这个掌握了最高权力而又完全不能胜任的机构的粗暴行径。

怀特洛克希望议会本身能进行改革，并认为要建立这样一个权威性的组织将是很困难的。克伦威尔问道：“假如有人立自己为国王将会怎样？”怀特洛克所能回答的是，假使克伦威尔自己要当国王的话，情况一定会变得更糟，正像治疗比疾病本身更麻烦一样。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同查理二世进行谈判。

这些会谈毫无结果。随着矛盾愈演愈烈，到了1653年1月，军队已忍无可忍。军官们在圣·詹姆士举行了例行会议，给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军队发出了一封相互传阅的信，要求他们的士兵站在自己这一边来，同时向议会发出了带有威胁性的请愿书。大多数军官委员会的成员要求尽快解决问题，并准备以武力实现目的。

克伦威尔反对使用任何暴力手段，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地阻止了即将发生的暴力行动。他曾对一个朋友说过，他被两个派别指使去做同一件糟糕的事情。“一想到那个任务就令我感到毛骨悚然。”一派以兰伯特少将为首，他们急于想要对议会进行报复，因为议会撤掉了他的爱尔兰总督的职务。另一派以哈里森少将为首，他是个想做善事的老实人，但由于过于急躁而不能“等候上帝有空闲的时候，”结果弄得一事无成。

与此同时，议会看到群情激昂的现实，立即变得惊恐万状。在全国形势的倒逼下，他们再次讨论了推行新代表的方案，并开始认真着手进行。他们决定按照宪法办事，并且规定了选举的资格。4月中旬，法案在委员会基本通过，只需要进行第三次审查就可成为永久的法律。然而，在议会领导人的操纵下，法案竟成为保存他们自己永久性权力的计划。实质上，该草案是增补下议院议员的草案，原有的议员仍旧占有席位，无需重新选举，并且唯有他们才有权审查选票的合法性和被选举人的资格。这样的增补制度不仅在下一次选举中同样适用，而且将在未来的议会中一直沿用下去。

军队的军官对这种具有灵活性的选举方案提出许多反对意见，最突出的意见是他们认为选举权规定得极不明确。而且，对选举权的解释权掌握在他们不信任的人手中，这是令他们无法接受的。军官们坚持，有选举权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而且政治条件应与财产条件并重，他们对那些中间派和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也能参加选举表示极度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权力交到这些人手中，无异于抛弃国家的自由。

另外，军官们对选举制度也同样提出异议。因为它未给人民真正的选举权，而只是一种表面的权利。事实上，莱斯特郡可能对哈斯列里格已不感兴趣，赫尔城对韦恩可能也已丧失信心，但是，他们二人仍需代表那些在1640年选举他们的人而继续作为代表。另外，兰开郡虽已恢复了选举，但它所选出的代表仍可能被那些实际上是要选自己的人们否决而除名。所以，军队准备采取措施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并对选举人的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同时，他们不准备对这种由代表产生的政府所做出的卑劣行径表示沉默。

对克伦威尔和军官中的宪法理论家来说，该法案尚存在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是最使他们感到厌恶的），即在长期议会统治中，立法权和执行权是统一的，而且权力掌握在拥有绝对权威、并且一直连任的人们手中。克伦威尔等人赞成短期的议会，这种议会一年中开会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它们的权力和存在的时间一样，都要受到限制。可是，4月中旬通过的法案却提出以连续不断的议会来替代长期议会的永久性，该议会一年到头，从不间断地、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会议，行使长期议会历来所奉行的独断专行的权利。

克伦威尔说：

“那时我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工作……一个奉行专横的统治、拥有400人的议会，除了对部分议员作某些更动，总在从不间断地召开会议。上一个会议的座位尚未冷却，下一个会议立即召开。在同一天里，一个会议刚刚离去，另一个就接踵而来……我以前就认为，采用这种补救的方法实在是太糟糕了。”

基于以上理由，军官们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该法案的通过。未来事业的成败看来就在此一举。

克伦威尔说：

“我们从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假如我们丢失了自由和权利，经验教导我们必须耐心等待，但是如将它拱手放弃，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卑劣的人，就该受到上帝及其人民的憎恨。”

克伦威尔终于勉强同意，如果对议会劝说不成，他有责任动用武力。

唯一能使长期议会光荣结束的可能是它要接受一项折衷的方案。1653年4月19日，克伦威尔和军官们在一次和某些议员会晤时，提出了一项他们认为议会应立即给予答复的紧急措施：要求议会放弃该法案，自身立即解散，并责令组成一个临时政府。他们要求议员“应信任那些有影响的人物，例如那些有益于民族而且以热爱共和国而著称的们，让这些人去管理国家。”军官们说：“在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们还以历史先例佐证自己的观点。可是，议员们表示反对。双方进行了争辩。最后，议员们表示要重新考虑，并承诺第二天要与军官们再进行一次会晤。韦恩和其他议员保证，在此期间暂停推行选举新代表的法案。军官们满怀希望地离开了。

另一位议会领袖阿瑟·哈斯列里格爵士，他在下议院的权力如果说不在韦恩之上的话，至少也与韦恩相等。他不同意军官们提出的折衷方案。哈斯列里格激动地对他的同事说，他们要着手进行的工作将遭到人们的唾骂，现在要他们对信任的人改变看法是不可能的。在第二天召开的下议院的会议上，大会采纳了哈斯列里格的意见，决定推行该法案，并且要不顾一切地将之推行到底。他们的意图是将议会休会到11月，这样就不能对该法案进行修改或废除，并让国务委员会继续管理，由费尔法克斯代替克伦威尔担任军队的统帅。

关于下议院要火速推行关于新选举法法案的消息传到了正在白厅的克伦威尔耳中，等到第二个和第三个报信人证实了此消息后，克伦威尔才敢相信“这些人竟会如此卑鄙。”他立即赶到议院（1653年4月20日），在一个普通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静静地坐着，听了约一刻钟的辩论，直至议长准备对法案进行表决时，克伦威尔转身对哈里森将军说：“现在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克伦威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取下帽子向议院发表讲话。他首先称赞议会的工作以及它对公共福利的关心，随后，他话题一转，开始谈到议员们的不义行为，谈到他们对正义事业的失职、谋取私利以及其他错误。他越讲越激动，将帽子戴到头上，在议院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开始对着一个议员，接着对另一个议员严厉地斥责。他没有指名道姓，而是用手势表明他所讲的人是谁。这些人腐败，那些人生活堕落；这个人是个骗子，那个人是不公正的法官。他说：“你们也许认为我讲的话不是议会里用的语言，我也承认的确不是；但你们休想从我这儿听到任何议会语言。你们不是议会，我说你们不是议会。我将解除你们的职务。”接着，他转向哈里森，大声喊道：“叫他们进来！”

哈里森从屋内走了出去，从走廊带回来二、三十个克伦威尔自己部队的带枪的士兵。看来势必要动武了。克伦威尔指着坐在席位上的议长威廉·伦索尔对哈里森说：“把他带下去。”议长拒绝离开座位，必须强迫才行。哈里森说：“先生，让我来帮助你。”于是，他挽着伦索尔的手，帮他站了起来。西德尼那天坐在主席旁边，也拒不起身。克伦威尔命令说：“把他拉出去。”于是，哈里森和一名军官将他们的手放到西德尼肩上，带他走到门口。接着，克伦威尔不屑一顾地望着放在桌子上的议长使用的小槌子大声喊道：“我们要这小玩意儿干什么用？”他吩咐一个士兵说：“把它拿走吧！”

在小槌和议长被带走以后，所有的议员离开了议院。在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克伦威尔向他们喊道：“这是你们逼我这样做的！我日后祈祷上帝，宁可让他将我杀掉，也不要让我干这种工作。”他叫着韦恩的名字，责骂他破坏诺言，并说他本来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是骗子，没有起码的诚实。接着，他从议院的书记官手中拿过该法案，命令将门锁起来，随即离开了议院。

接下来的任务是要解散由议会任命的国务委员会。下午，克伦威尔来到委员会，告诉那里的委员们，如果他们作为私人会晤的话，可以不受干扰。反之，如果作为一名委员，这里已没有他们的位置了。现在，他们被正式告知：议会解散了。

约翰·布雷德肖对克伦威尔说：

“先生，我们已经听说你今天上午在议院所做的一切。用不了几个小时，全英国都会知道这件事。如果你以为议会就这样解散了，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世上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将议会解散，除非它自己解散自己。因此，你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布雷德肖的话是对的。长期议会所代表的立宪政府的理想最终将超过克伦威尔作为军人的力量。议会当时虽然具有克伦威尔所指责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但对英国人来说，它象征着世代相传的权利。“扩大自由的进程逐渐在减缓，”但法律的最高权力仍然保存着。将议会解散，军队将扯掉它自己身上一直赖以掩盖其行动的、极其可怜的合法性的外衣。武装力量必须恢复其原有的面貌，以本来的姿态出现。因此，克伦威尔一生都试图将军事力量套上宪法的外衣，使它看上去具有某种特色，以达到可能改变其面貌的目的。但是，他失败了。他那天在议会上的表现不免让人联想起当年的查理一世。尽管政变没有引起政治风波，人民也已对残缺议会不抱好感，但是，由军队和议会共同拱卫起来的共和体制却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后来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类似事件，当革命遭遇到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克服的政治危机时，它经常会使用军事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荣誉会长钱乘旦深刻地指出：“自此后，英国革命就迷失了方向：革命是以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但是，现在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权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制的力量，它完全以武力为后盾。革命背离了出发点，相反却走向了反面。这以后，革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并且一直走到它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