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迈向学校，路程不足一公里，却似要跨越重重艰难险阻。沿途得经过两个十字路口，还得路过一户住着精神病人的人家。这两个路口不见红绿灯的踪影，其中一个更是国道的交汇处，卡车、大型货车往来穿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每日两次途经此地，我的心都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高高提起，悬在了嗓子眼儿。我像个做贼心虚的人，眼珠子滴溜溜地乱转，脖子伸得老长，紧张地东张西望。瞅准稍有空隙的时机，我深吸一口气，仿若奔赴战场的勇士，低头拼命冲过去。谢天谢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路口频发事故，受害者皆是心急的大人，倒没有一个孩子遭遇不幸。

刚闯过路口，我的心仍在胸腔里怦怦狂跳，双手止不住地颤抖，紧接着，又要直面那令人胆寒的“疯子关”。那个疯子身高近一米八，身形魁梧壮硕，可内心却脆弱得不堪一击。二十出头时，他惨遭女友抛弃，对方转身与他人步入婚姻殿堂。这沉重的打击，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患上了重度精神病。在年少的我看来，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

他从早到晚，都如一尊雕塑般坐在门口，目光痴痴地张望着。只要有女性路过，他便会瞬间激动起来，误以为是回心转意的女友，猛地如饿虎扑食般冲过去，紧紧抱住人家。我曾亲眼目睹两位年轻老师被他抱住，她们吓得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惊恐地大声呼救。我们这些同学被吓得六神无主，大脑一片空白，只能慌乱地低头拼命跑开。

自那以后，临近学校时，为了避开这个眼神呆滞、咧嘴露出诡异傻笑的疯子，我们都会提前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绕到学校附近，再折返到马路对面，然后一溜烟儿地如脱缰野马般冲进学校。那种感觉，就仿佛有一群看不见摸不着的志愿者，在默默地为我们指引着安全的路线，保驾护航。老师们都十分体谅我们的艰辛，可家长们却对此浑然不知。每次我们气喘吁吁、头发凌乱、汗流浃背地坐到教室里，脸上还残留着尚未褪去的惊慌神色。家长们瞧见我们磨损得厉害的塑料拖鞋，只会无奈地摇头叹气，抱怨自家孩子太过调皮捣蛋。

上学之路已然如此惊险，回到家中也难以觅得安宁。每当母亲扯着沙哑得如同破锣般的嗓子大声吼叫时，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我下意识地缩起脖子，仿佛一只受惊的鸵鸟，等待着狂风暴雨般的斥责降临。每日都要看他人脸色过日子，我们这些孩子活得容易吗？又怎能不焦虑万分呢？

所幸，我们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发泄方式。脑袋里仿佛被巧妙地安装了一个神奇的“刷新按钮”，在尽情玩耍的过程中，这个按钮会在不经意间被悄然触发。我们奔跑着，欢笑着，焦虑如同被一阵狂风席卷，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所以，我们几乎不会被隔夜的烦恼所纠缠，每一天于我们而言，都是崭新的开始。我的“放风”圣地在堤坝后面，出了弄堂，一路径直走到尽头，便能看到 32号国道。穿过国道，沿着狭窄且蜿蜒曲折的小道翻过堤坝，眼前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田野便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眼前。稻香悠悠地拂面而来，清风轻柔地徐徐吹拂，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激动与感动，仿若被注入了一股温暖的力量。

这条堤坝沿着红河向东蜿蜒延伸，它不仅肩负着防洪的重任，还悄然成为城市和农村的分界线。山西并非繁华的大都市，顶多算是个稍大些的城镇，居民大多格局有限。一部分是祖祖辈辈在此扎根的本地人，根基深厚；另一部分则是因时代变迁、土地改革被迫迁徙而来的人。这些人既非高级干部，也不属于高收入群体，大多从事城镇服务行业或繁重的体力劳动，远离政治与商业的喧嚣，用“小市民”来形容他们，恰如其分。

在人格与生活层面，大家理应是平等的。可不知为何，堤坝却成了一道无形且难以逾越的界限。堤坝内侧的人，常常自认为高人一等。他们操着标准的河内腔方言，虽说没有田地，却有着稳定的工资收入。由于曾经参与过集体劳动，又与首都存在着些许联系，他们的生活颇具格调，还带着几分傲气，内心深处满是市区人的优越感。

堤坝外侧是城内村，村民们坐拥肥沃的田地，依着时节种植各种谷物和蔬菜，在大包干时期便能自给自足。不过，他们说话时总是傻傻分不清河内腔方言的第一声和第四声，这种独特的发音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方言。就因为这一点，他们在堤坝内侧的人面前，总是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逾越，时刻保持着谦卑的姿态。

说来也怪，他们对我们这些贸然闯入田地的孩子，不仅没有丝毫阻止之意，反而十分欢迎和宽容。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市区的代表，且纯真无邪，不会轻视他们。况且，我们通常在炎热难耐的大中午前来玩耍，彼时田野里人影稀疏。

每次前往田野，我们都如同做贼一般。先是弯着腰，像极了蹑手蹑脚的小老鼠，小心翼翼地从母亲熟睡的床边缓缓爬过，憋住呼吸，生怕发出一丝声响。然后蹑手蹑脚地拔开门栓，弓着背、握紧拳头，踮着脚尖，轻手轻脚地走出幽深静谧的胡同。到了弄堂口，才不自觉地加快脚步，低头如疾风般慢跑起来。直至抵达目的地，我们才敢挺直腰板，敞开胸怀，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尽情地呼喊，释放着内心的欢愉。

田野被整齐地划分成一个个大方块，里面种满了生机勃勃的水稻。稻穗饱满得如同即将撑开的小袋子，像一串串灵动的铃铛，微微低垂着脑袋。在阳光的深情照耀下，稻穗闪烁着耀眼的金色光芒，仿佛在欢快地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微风轻柔拂过，稻穗此起彼伏，如同一波波金色的海浪，散发着浓郁醇厚的稻香。

我们在田埂上如离弦之箭般赛跑、精心装扮稻草人、兴致勃勃地捉迷藏、眼疾手快地捕蝗虫。玩累了，就随意席地而坐，摘下一根嫩绿鲜嫩的稻穗，一颗一颗地把稻粒放进嘴里细细咀嚼，清甜的汁液在唇齿间弥漫散开，带来无尽的温暖与美好，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甜蜜起来。

姐姐和弟弟在田间小路上嬉笑追逐，玩得不亦乐乎，我则独自悠然来到花卉种植区。穿过艳丽夺目、热情似火的非洲菊，路过含苞待放、娇羞可人的芍药，以及娇艳欲滴、高傲迷人的玫瑰，我来到了翠雀花的花园。翠雀花，又名飞燕草，它的茎叶乍看之下，像极了常见的茴香，中间伸出细长的枝桠，枝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花蕾，形状活脱脱酷似一只只灵动可爱的小燕子，故而得名。花蕾宛如天真无邪的小鸟，歪着头，似乎在与同伴轻声低语、欢快吟唱。花朵盛开之时，又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燕子，舞姿轻盈优美，散发着一种带着泥土质朴气息的独特暗香，令人陶醉其中。

飞燕草没有其他花卉那般高傲冷艳，它朴实无华，带着几分淡淡的愉悦和慰藉，如同一位亲切和蔼的老友。偶尔，一两只真燕子从花海中如闪电般飞向湛蓝的天空，仿佛是花朵历经岁月洗礼，修炼成仙，化作飞鸟回归天际。我静静地伫立在花海中，聆听着燕子清脆悦耳的鸣叫声，沉醉在这如梦如幻的花海世界里。身上的伤痛、心中的委屈、脑海里的困惑，都在这淡淡的花香和漫天的紫色中渐渐消散，如同冰雪在春日暖阳下悄然融化。那一刻，我深深地、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飞燕草。

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们三个孩子的“放风”计划，常常被母亲敏锐地识破。她要么在我们排队偷偷往门外爬的时候逮个正着，要么发现我们衣服上沾着的泥土、头发里混着的稻草。原本就难以排解的烦恼，又徒添了一层尴尬。我们只能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回到床上，补上午觉。真让人难以理解，大人为何天天都要午睡，心情如此糟糕，又怎能安然入睡呢？在母亲的严格监督下，我只能闭着眼睛，任由思绪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再睁开眼时，已然是傍晚时分。

对我而言，学校是心灵的宁静避风港。在学校里，我能够躲避父母和邻居的争吵喧嚣，免受暴力管教的痛苦，还能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赢得老师的认可与赞赏。然而，期末考试后的家长会，却让我头疼不已，仿佛是一场难以逃避的噩梦。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父母几乎从未参加过家长会。唯一一次，在老师的极力施压下，我好不容易说服父亲去参加。他却问了一堆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你上几年级了？”“学校在哪里？”“怎么去你班里？”“班主任叫什么名字？”“去了该做什么？”

尽管满心担忧，我还是满怀期待。可第二天，老师却严厉地批评我家长缺席。原来，父亲走错了班级，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指责学校的教育方式，给老师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阴影”。这次事件让我无比失望，感觉和父亲之间的感情瞬间跌入了冰冷的谷底。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揉成一团，裹上孤独和迷茫的阴霾，在愤怒的火焰中痛苦煎熬。

无奈之下，我开始绞尽脑汁想其他办法。每到家长会前夕，我都会挖空心思。长大后才惊觉，自己不知不觉竟用上了《孙子兵法》里的两大计谋。

第一招是“瞒天过海”。我提前和胡同口的语文老师用心打好关系。其实平日里我们关系就较为融洽，但到了求他帮忙的关键时刻，我更是费尽心思讨好他。放学后，我陪他谈天说地，帮他拔除头上的白发，采摘鲜嫩的马齿苋。到了家长会那天，我恳请他冒充我的父亲出席。

这位语文老师年过半百，头发已然花白，一看便知经历过诸多风雨沧桑。他出生在河内的知识分子家庭，1956年土地改革时，父亲被划为资产阶级，遭受批斗后含恨离世。他和兄弟姐妹被流放到农村劳改。后来，因在师范大学读过书，被分配到三峰山脚下的一所中学教语文。结婚后，他入赘到这个胡同，每天骑着一辆破旧不堪的统一牌自行车，往返二十多公里去学校上课。他出门总是身着白衬衫、黑西裤，十分注重仪表。他身材挺拔，头发自然卷曲，皮肤白皙如雪，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如同酒瓶底一般厚重，让人很难看清他的眼神，猜不透他的心思。

每天下午，胡同口都会出现这样一幅温馨画面：一大一小两个身影，穿着背心短裤，坐在小板凳上乘凉。大的仰望着天空，娓娓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小的一边专注聆听，一边用树枝在地上随性乱画。

家长会上，家长们形形色色，除了真正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有雇来冒充家长的。我看到弄堂里拉三轮车的老光棍也在其中。对我父母来说，只要孩子学习成绩优异，没闯祸惹事，开家长会似乎就没什么必要。请语文老师参加家长会，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毕竟这一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可命运总爱捉弄人。我陪老师走进教室后，到窗外静静等着。这时，我看到父亲带着小姑家的孩子来参加家长会。我赶忙转过头，用衣袖迅速擦掉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不想让彼此陷入难堪的境地。

可惜，这招没管用几次。语文老师因怀才不遇，又背井离乡，酗酒愈发严重，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我们的友谊也无奈走到了尽头。毕竟，谁也不愿整日和一个醉醺醺、神志不清的人打交道，更何况家里已经有一个酒鬼父亲了。

第二招是“浑水摸鱼”。这是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家长会那天，我主动积极申请值日，帮忙扫地、端茶、签到。趁众人忙碌混乱之际，把自己的家长邀请函偷偷塞进班主任桌上那堆厚厚的邀请函里。我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因为老师通常会重点和差生家长沟通交流，而差生们哪敢让父母来参加家长会，否则回家少不了一顿严厉的打骂。好在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有没有家长参加对我影响不大。就算班主任发现了我的小把戏，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容地不追究我的责任。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比我小两岁，是个十足的“牛皮糖”。母亲在家时，他就像个跟屁虫，紧紧缠着母亲不放。他长得白白净净，十分惹人喜爱，但总是在母亲面前告状，让我对他和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极为不满。不过，这些想法只能深埋在心底。在母亲面前，任何抗议都如同石沉大海，徒劳无功。既然照顾弟弟是我推脱不掉的“任务”，我也就尽量豁达地去接受。

弟弟年纪尚小，不懂世事。我和姐姐发生冲突时，他总是不假思索地站在姐姐那边。相比之下，我的力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只能无奈地选择妥协。不得不说，弟弟虽然年纪小，但在家里的地位无可替代。母亲甚至说过，如果要扔掉一个孩子，那肯定是我。尽管这只是类似“母亲和爱人掉进水里先救谁”的玩笑话，却还是如同一把尖锐的刀，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在家人眼里，我比不上姐姐，更比不上弟弟。

姐姐比我大三岁，身材瘦小玲珑，面目清秀可人，气质文静优雅。她最引人注目的是宽阔的额头，像列宁的额头一样。幸好有挺拔的鼻梁，让她的面容不至于失了协调。姐姐双眼皮大眼睛，明亮有神又乖巧伶俐，可性格却十分倔强。她的同学曾做过一个测试，把秘密告诉她，然后让其他人想方设法套出秘密。结果，姐姐守口如瓶，谁也没能从她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姐姐从来不在母亲面前揭露我和弟弟的短处，这让我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有些大人认为，话少的孩子可能患有轻度自闭症，情商不高。我却忍不住想为姐姐辩解：“你们大错特错！她只是想花更多时间专注学习，而且一般人根本找不到打开她话匣子的钥匙。”

和弟弟的哭声一样，姐姐的沉默也是对付母亲的“有力武器”。只要姐姐提出要求，母亲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和姐姐相比，我身材高大，性格热情奔放，虽然在班里也是学霸，但成绩不太稳定，还容易惹出些事端。每次我向母亲提出合理的请求，比如交学费，都会遭到百般刁难，直到老师当众催缴，我哭红了眼睛，母亲才肯不情愿地掏钱。

尽管我心里深深爱着姐姐，但在日常生活中，对她的羡慕还是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丝嫉妒。她不仅在家中更受父母宠爱，还在祖母家度过了几年欢乐时光，和祖母、姑姑们关系亲密无间。每次看到她和姑姑们在棚里聊得热火朝天，我只能远远地站在一旁，像条被冷落的小狗，心里充满了羡慕和自卑。对我来说，祖母家既让我满心向往，又让我感到陌生疏离。那里的亲戚，看似亲近，实则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