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幸运的 80后。出生之时，漫长的抗美战争早在 1975年画上了句号，越南南北再无分割。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也落下帷幕。没有震耳欲聋、淹没一切的大炮轰鸣，没有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废墟，没有滚滚浓烟与纷乱场面，无需惊慌失措地逃离。身边的人不再缺胳膊少腿，战争带来的悲痛，也被时间的洪流渐渐冲淡。山西，重归宁静。

然而，和越南其他地区一样，山西不得不严肃面对战后毁灭性的经济衰竭。那时的人们，穷得彻底，像筛子一般，到处都是窟窿。贫穷成了常态，穷气弥漫在整个小城，使其愈发沉默。

在我的回忆里，山西一直是片净土，幽深且宁静。80年代初的山西，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中年人，憔悴又谨敛，默默压抑着心底无尽的哀伤。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平房，面宽不过三五米，结构近乎相同，淡黄或浅绿的墙壁，搭配着红陶土瓦。格局也大致相似，一门一窗。不同之处，无非是窗户位置左右变换，屋顶高低有别。因房子建造时间各异，每一户都不甘被左邻右舍“压”在中间，多费几块砖，也要争口气，让自家屋顶高出一截。

墙面的漆，不过是石灰粉末掺水，再加点色素，根本经不住风雨侵蚀。日子一久，陶土瓦被尘土与烂树叶染成死褐色，布满杂乱的黑迹，全然没了当初的鲜红。雨水透过被晒脆、晒裂的瓦缝，沿着墙壁流淌而下，将表面的灰土和本就不牢固的色漆一同冲落，还没流到墙角，就被墙体里的石灰成分吸收，只在壁面上留下斑驳杂乱的污渍。这情景，恰似一个化着浓妆的女子突遇雨天，胭脂、口红、黑眉被雨水冲得一道道往下流，美貌艳丽消失殆尽，只剩一脸诡异与狰狞。墙角处，被雨水溅起的泥土一次次往上攀爬，下方密集，上方渐疏，看似肮脏，却又乱中有序，笔触淡漠，与上方抽象的痕迹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幅冷色调的水墨画。即便隔着一条街，也能感受到画中隐藏的深深长叹。

幸好，人行道上有两排多年的木本绿植，它们用庞大的树冠，遮挡、抹去了这些“建筑物”的颓丧与骇人之态。道路虽是柏油铺设，却并不宽敞。那时，自行车是人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最大的噪音，不过是铃铛声、挡泥板擦碰车轮声，或是缺少润滑油的链条与铁轮的摩擦声。

祖母家附近的服装厂下班时，工人们常常三四人一排，边骑车边说笑。这是街道上最喧闹的时刻，也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在工厂里，机械声、烟雾和粉尘将他们彼此隔离。从工厂大门涌出的瞬间，他们如同破茧而出，焕发出重生般的活力。一点小事，就能让他们全神贯注；半分传言，都能引发一场热烈的讨论。他们的笑声与咳嗽声，格外清脆响亮。

可快乐总是短暂的。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是油盐米醋样样匮乏带来的烦乱与争吵。这条主干道，也仅仅热闹那么一小会儿。晚饭过后，孩子们便成群结队从各个胡同跑出来，在一盏盏路灯下玩耍，霸占了整段街道。喧闹声虽响，却很快被路灯晕黄之外的黑暗吞噬，断断续续，透着吃力与落寞。灯光朦胧，带着似有若无的白烟，能瞧见人脸，却看不清轮廓。不过，我们孩子可不在乎，像野生动物一般，瞎跑乱窜、上蹿下跳，仅凭“呼、哈、嘿”的一连串声音来辨别彼此。除了躲猫猫、警察抓小偷、摘榄仁果这些游戏，我们还常守在街道两侧露天的污水沟旁，用网兜捕捞小鱼，顺便抓几把粉嫩嫩的水蚯蚓，装进调料玻璃瓶里当鱼食。因为太过专注于观察与追捕，我们完全忽略了水沟那臭烘烘的气味。

包干制度推行了一半（1976- 1986年），起初，全国人民怀着建设美好未来的澎湃心情，可这股热情渐渐退潮。人们手中还紧紧捧着粮票与铁饭碗，可内心已生出疑惑与恍惚。食物短缺、营养不良，让大家格外焦虑。农民和工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阶级，并不像宣传标语说的那般神圣，照样得挨饿。大人们过着惨淡的日子，无尽的寂寞笼罩着他们。那是与穷困搏斗的时光，思想被束缚、被封锁。大家身处同一种风雨如晦却无法诉说的寂寞之中，明知事在人为，却又无奈顺从，最终归于宿命的寂寞。

这些无奈的时代特征，也渗透到了当时的布料上。服装、被罩、枕头、窗帘，不是军绿色，就是所谓淡雅柔和的颜色，并非什么时尚潮流，不过是布料时间久了褪色罢了。满大街都是同一款有领短衫和喇叭裤子。好在那时人们还不兴偷工减料，卡其或纯棉的面料颇为厚实。或许正因材料的优势，喇叭裤流行了很长时间。没人愿意扔掉那条颜色褪变、只是右边裤腿被自行车链条蹭出一堆黑痕，其他地方几乎完好的裤子，去换上一条出人意料的直筒裤。这种服饰潮流，虽不像书本上的法规教条那般刻板，却如同金箍圈，谁都不敢轻易摘下。一旦尝试，就可能被他人扣上背叛或反派的帽子。大家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内，小心翼翼地发挥着自己对时尚的认知与创造。也正因如此，从小到大，我几乎不用担心自己太过离群，反倒是那些试图改进穿着的另类，会遭到嘲笑。

在那个光景里，售货员和仓管员堪称明星般的存在。看守和分发国家粮食，是多么光彩夺目的重任。他们不属于农民或工人阶级，而是令人瞩目的干部。我的父亲，便是群星中的一员，他是一名管粮库的干部。那时，父亲可是众人争抢着要嫁女儿、妹妹、孙女、表姐的重点对象。

除了管粮库干部这个光环，父亲自身条件也十分出众。虽说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五，但在当时已达到国民身高标准。他继承了祖母的优美基因，身材瘦削，鼻梁高耸，轮廓分明，双眼明亮且透着厚道，再加上衣冠整洁的仪表，十分耐看。

在与母亲结婚前，父亲常斜挎着气枪，骑车到春庆树林打猎。傍晚，他又慢悠悠地归来，车把上挂着一串大小不一的鸟，脸上洋溢着宁静而童真的神情。工作之余，他沉浸在自己健康的乐趣中，置身事外。尽管家庭算不上富裕，但在旁人眼中，他周身散发着十足的少爷气。

小时候，我翻找家庭重要文件当读物时，发现父亲初中和高中的学习成绩册上，到处都是 5分，偶尔还有 4分。在 10分制里，这成绩属于中下等，甚至险些无法升学。我曾嗤之以鼻，心想他木讷寡言的性子，学习能好到哪儿去。几年后才知道，当时越南教育采用俄罗斯 5分制。谜底揭开，原来父亲也是个学霸。

结婚后，父亲默默承担起家务，全心全意照顾年幼的姐姐和我。他对母亲老实得近乎畏惧，言听计从。那时我家的家境，堪称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小资水平。我们不用凌晨去排队，不用与人争抢，不用担心粮票不够，也不用吞咽发霉的米……

然而，好景不长。1983年，弟弟出生后，我家开始走下坡路。那年，父亲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坎坷。为了拯救同学饥饿的孩子，他佯装睡觉，让同学进粮仓扛走一麻袋大米。那点粮食，对仓库来说不算什么，少几袋，售货员本也能设法摆平账目。

谁能料到，那袋大米被老鼠咬了个洞，一路洒到仓库外。父亲三代无污点，本身也无前科，虽没受到处罚，却被强制提前退休。这打击对他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一夜之间，他的职业与优良形象轰然倒塌。在他最无助的时候，还要遭受外人的闲言碎语，以及母亲近乎摧毁性的折磨。他觉得无脸见人，便整日躲在家里，足不出户。母亲见状，对他的责难日夜不停。他的退缩与沉默，让母亲愈发愤愤不平，坏脾气变本加厉。她逼迫父亲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还从中数落友谊与良善的愚昧之处。她明知自己的举动无法改变既定事实，却想着或许能借此点醒父亲，没想到适得其反，父亲一步步陷入苦闷之中。他试图逃离家庭，却发现无处可去，只能又回到家中，默默承受母亲的雷霆怒火。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的忍耐与沉默，渐渐转化为一种窝囊与平庸。原本的木讷老实里，开始滋生出几分懒惰与愚顽。他常常坐在屋檐下发愣，要么直勾勾地盯着远处某个物体，要么两手无力地垂放在膝盖上，头深埋其间。我不明就里地前去问话，他也只是付之一笑，默不作声。那时，他的眼中依旧透着温暖与善良，可藏不住的，是一种无法排解的痛楚。我静静地坐在他身旁，想安慰他，却不知从何说起，扭捏片刻后，便又一溜烟跑开了。那时的他，仿佛不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陌生人。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无法捅破的隔阂。最终，父亲陷入消极的泥潭，无法自拔，从一个文质彬彬的干部，变成了外表懒散、不修边幅，整天萎靡不振、借酒消愁的人。

70- 80年代，山西人没有太多与外界联系的工具或平台。谁要是出趟远门去河内首都，不管是走亲戚还是进货，都会被众人羡慕不已。历经战争与饥饿的磨难，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受到节制与分流，头脑变得相当单纯，没什么心眼和杂念。人格归类也变得简单，非上即下，非顺即逆，非好即孬。那个时代，就像一张怀旧的黑白照片，人与物非黑即白，连眼神都透着分明的黑白。

富裕之人，行事张扬炫耀，由内而外地阔绰；贫寒之人则不同，单调沉默，从外向内收敛。那时的人，十分率真。要么充满振奋与阳光，即便生活干旱困窘，依然积极向上；要么本分老实得有些呆板，一旦环境变化，便失去平衡，彻底垮掉。父亲属于后者，一蹶不振，渐渐变得如同行尸走肉。其实，他是被局限缠绕、束缚住了。这并非什么弥天大祸，到 1986年，包干制度结束，改革开放模式开启，本可从头再来。可话说回来，如果父亲没有如此软弱，没有那么快被残酷现实打倒，我们家或许还能勉强维持，我们几个孩子的命运，或许也会有所不同。但一切似乎早已冥冥中被安排好了，即便有“如果”，又能怎样呢？

父亲心里清楚，二女儿对他格外关心。平日里，我常在他静坐的地方附近默默玩耍；母亲对他劈头盖脸地谩骂时，我会在不远处的角落，用纯真又恐慌的眼神同情他；偶尔还会找借口靠近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向他问话；黑洞洞的夜晚，我会哆哆嗦嗦地将他的呕吐物倒入池塘，然后惊惶地拿着空盆跑回来。父亲知道，这一切都源自我们之间的骨肉亲情，以及我对弱者的怜悯。因此，他对我格外偏爱。可他时常因自己的处境深感羞愧，很少与儿女亲近，更不知该如何表达父爱。直到有一次，父母平和地聊天时，我偶然听到父亲说：

“如果离婚，我要带上阮芳南。”

听到这话，我焦急地跑到池塘边，咬着指甲，努力思索。对于年仅五岁的我来说，父亲这话的信息量太大，我得慢慢咀嚼、消化。

首先，我能确定，至少在他心中有我。我不再是家里那个多余的人，不是可能从河边煤堆里捡来的。这份喜悦与欣慰，如同潮湿的火柴，在我心中划出一道转瞬即逝的闪光。

可紧接着，我又陷入痛苦。因为听大人们说，离婚意味着家破人散、流离失所。“覆巢之下无完卵”，看着那些从树上掉下摔死的雏鸟，我就知道情况会有多糟糕。再说，父亲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整天在外不回家，和街头流浪汉没什么两样，带上我，岂不是要跟着遭殃，挨饿受冻？

同时遭受这两个现实的打击，让我悲痛万分。我抿着嘴，极力忍住不哭，可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掉，身子也跟着抽搐起来，许久都无法平静。从那天起，每次父母吵架，母亲尖锐急促的吼声中，“离婚”的阴影总会以不同的画面浮现，时而谦卑节制，时而骄横嚣张，让我身临其境般地焦躁不安。久而久之，这阴影在我们家每个成员的心上都磨出了茧子。等到父母真的上法庭办理离婚时，我们反倒比起初平静了许多。

关于父亲的回忆少之又少，几乎没有美好的。唯有一次，勉强算得上美好。那年秋天，我六岁，即将上小学。和姐姐不同，我没有锃亮的皮革书包，没有一件新衣服，也没有一双像样的拖鞋。人们常说“老大照书养，老二当猪养”，还真是一点没错。我的衣服，全是姐姐穿破穿旧淘汰下来的。论个子，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即便如此，秉持节俭原则的母亲，只给她买新的，我只能等她长高后，再继承她的旧衣。

至于拖鞋，一年四季，我只有一双反复“再生”的塑料男鞋。等它坏了，就得自己找走街串巷的流动小贩，用四五双旧鞋换一双新的。这所谓的新鞋，不过是那些回收的旧鞋，经简单粗暴处理，用最简陋的模具挤压成型，大多尺码偏大。由于多次再生，鞋子颜色只有墨黑或深蓝，质地坚硬，还散发着一股废料的刺鼻异味。

这些我都习以为常，没什么可挑剔的。唯独书包，让我满心抗拒。母亲从服装厂捡来的米色亚麻碎布，一块块拼接、缝纫成一个竖长方形的袋子，当作我的书包。为了防止和别的同学“撞包”，她还用蓝色圆珠笔，在书包两面大大地写上我的姓名。每次伸手进书包找书，总会无意间碰到那些没锁边、毛毛软软的脱线，感觉袋子里像养了一窝不停蠕动的毛毛虫。平时，我都是闭着眼、咬紧牙，迅速伸手进去把本子掏出来，鸡皮疙瘩瞬间布满全身。别的同学，即便家庭条件再差，也能有个廉价的书包，可我却要提着这么个布袋上学。再加上衣裳破旧，我这模样，哪像去上学，倒更像是上菜市场买菜，或是给父母送饭。这滑稽的模样，配上我忸怩的表情，反差极大，从开学起，就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对象。恐惧、害羞和孤独，悄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那个周末，我满心难过之时，父亲突然从外面归来，声音低沉却带着一丝欣喜，对我说道：“今天我赌赢了，明天一早给你买双新的女童鞋。”

女童鞋，于我而言，意味着合脚舒适，是用崭新材料精心制作而成，仿佛能让我回归最本真的自己。在我想象中，它宛如一艘弯弯的小船，船头船尾圆润可爱，承载着淡蓝色中闪烁跳跃的金色碎片之光。即便可能会有味道，那也定是一股纯塑料特有的浅香，在似有似无之间徘徊萦绕。其轻便柔软的质地，仿佛能给我那整日在街坊中奔跑的赤脚，带来无比温暖的拥抱与慰藉。平日里，临巷同学穿着这样的鞋子，都能时常走进我的梦里，在那虚幻的世界里来回踱步，令我心生羡慕。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如离弦之箭般从床上一跃而起，脸上还残留着昨夜梦中的笑意。我心急如焚，从卧室到客厅，从前院到茅房，一处不落地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却始终不见父亲的身影。刹那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笃定他这么早就去赶集，只为给我买那双心心念念的新鞋。为了能与新鞋更加相称，我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乖巧懂事：快速洗漱完毕后，便着手收拾房间，认真清洗茶具，用力劈柴，将前后院清扫得一尘不染。

一番忙活之后，时间还充裕得很。姐姐和弟弟喊我去稻田玩耍，往常这种事都是我带头拉着他们去的，可今日不同往日，我满心都惦记着新鞋，便找了各种理由把他们打发走了。我美滋滋地坐在前檐，满心满眼都是即将拥有新鞋的喜悦，仿佛嘴里含着个衣架，嘴角高高挂起微笑，那笑容如同照片定格一般，长久地凝固在脸上。阳光透过芒果树茂密的树冠，洒落在我身上，光影欢快地跳跃着，随后慢悠悠地朝着胡同口迁移。

清风悠悠地飘荡，灰尘在空中肆意挥舞，草丛在微风中轻轻晃动，昆虫在地面缓缓爬行。而我，独自在地铺上坐下，双手紧紧抱住小腿，下巴稳稳地枕在膝盖上，宛如一座泥雕像，静静地坐在那里，全心全意地等待着。我在心里暗自盘算，若真有了新鞋，我定只在上学时穿它，走路时也要高高抬起腿，绝不让鞋拖地，这样它就不会那么快被磨损。我想着，有了新鞋，脚下的快乐便能冲淡手上那另类书包带来的无奈。拥有新鞋，就意味着每天都能看到父亲对我那份特别关怀的象征。

不知不觉到了正午，姐姐和弟弟因饿肚子跑了回来，赶忙生火做饭。母亲也急匆匆地回来吃饭，而后又急匆匆地赶回厂里。可父亲，依旧不见踪影。我匆匆扒拉了几口饭，便又赶忙跑到门口继续等待，生怕这等待的过程一旦中断，那美好的事情就不会降临。此时的等待，恰似嚼口香糖，起初口感柔韧，满是甜蜜滋味，可越往后，便渐渐变得无味，甚至有些拉扯得让人难耐。我再也无法安静地坐在门口，起身开始来回踱步。我走到胡同中间，又赶忙回头，紧紧盯着门前的墙端，仿佛这样就能锁住父亲回家的路。有时候，大人们为了抄近道，会直接从我家对面的围墙翻过来。我的脑海中不禁泛起层层波澜：

“是不是父亲找不到卖鞋的摊位了？”

“难道是人家没有我穿的尺码？”

“他是不是想好好给我选一双最漂亮的鞋，所以才耽搁了时间？”

“会不会是他在那里碰见了朋友，多聊了一会儿？”

“又或者是他买完鞋后，又忙着别的事情去了？”

……

我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自答，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理由，只为帮父亲拖延时间、找借口圆场。我安慰自己，这样也好，等待的时间越长，等真正得到新鞋时，幸福感定会倍增。就在我沉浸在这深度思考的过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缓慢流逝。太阳如同一个酩酊大醉的汉子，通红的脸庞毫无光彩，正徐徐地摸索着屋顶连绵起伏的地平线。心底有个直觉在小声提醒我：“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父亲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的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再也坐不住了，毅然决定走出胡同去找父亲。我知道他常去几个酒友家闲晃，果不其然，在围墙另一边的邻居家，我找到了他。他可倒好，赶集回来竟全然不知我一直在苦苦等待，此时还一边抽着水烟，一边与他人谈笑风生。刹那间，我心中涌起一股怒火。可一想到马上就能摸到那双柔软质地的新鞋，我强忍着把怒火压了下去。我跟他们打了招呼后，急忙向父亲问道：

“我新鞋在哪里？”

父亲拿起烟筒，深深地吸了一口，双目紧紧追随着自己刚吐到空中的烟雾，答非所问地说道：“我钱放在胸前口袋，被扒手偷走了！”

父亲的这句话，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瞬间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也浇灭了我所有的希望，甚至好似抽走了我整个小小的灵魂。我只觉两手无力，不由自主地贴身垂下，头深深地低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我在门槛上缓缓坐下，拼尽全力想要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憋回去，可几乎难以抵挡。先前所有的等待，此刻全额兑换成了泪水，汹涌地夺眶而出。委屈、失落、孤独，这些复杂的滋味混合在一起，又苦又涩，让人难以下咽。我不仅为自己没能得到新鞋而难过，还替父亲心疼那被偷走的钱，那可是他赌徒生涯中多么难得的一次赢钱啊。这些切肤之痛的感觉，都随着眼泪一同往外倾流。

傍晚时分，万物的轮廓与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胡同尽头有一个小小的人影，正弯着腰，无声地哭泣着。原本就阴深的土路，此刻显得更加荒凉寂寥。那是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想要给我买东西。不能说那天我一无所获，至少我学会了不再对人和事倾注满全部的期望。两天后，我便彻底把那双美丽的拖鞋忘掉了。可是，很久很久以后，等待那双鞋时的经历与感受，仍会在回忆中时不时地间断重返，如同一个难以消散的影子，在心底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