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漆旺谷和鲁祖兰在雁鹅湖边含辛茹苦，开枝散叶，盘根错节的时候，另一众重要人物，纷纷来到人间。时间要回到1919年说起……

1919年的中国，正处在新旧思潮碰撞的漩涡中。巴黎和会上，列强罔顾中国战胜国身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消息传回，举国震怒。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

“五四”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从都市到乡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此起彼伏。常宁等地的青年也响应号召，街头演讲、抵制洋货，爱国热情传至乡村。这一年，旧秩序摇摇欲坠，新思想如山野惊雷，虽未彻底改变乡村根脉，却已在人们心中播下反抗与觉醒的种子。就在这样的乱世里，舒根生像一颗流星，滑落人间。

1919年的秋天，江南平原上的风带着凉意，把茅草屋顶吹得呜呜响。在郭家村离漆旺谷家一公里多地的舒家，接生婆将刚出生的婴儿递到三十五岁的产妇怀里时，产妇虚弱又温柔地看着他。“就叫根生吧，”已三十八岁的孩子爹蹲在门槛上，“咱庄稼人，能在这地里扎下根活下去，就不易了。”根生的爹是地主刘光钊、刘光宗家的佃农，租种着刘家九亩多田，每年收的粮食一大半要交租，剩下的掺着野菜勉强够两口人糊口。

根生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欢喜，也让根生娘多了一份担忧，她已经连着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娃，都没熬过来，条件太差，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如今总算又生了个劳动力，却怕这乱世养不大他。好在根生命硬，靠着根生娘用米汤拌着野菜养活了他。

这时还没有人知道，在苦难深重的中国，有一支力量正悄悄破土而出，1921年7月－8月初，某团体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该团体成立。各地农民运动萌芽，广东、江南等地开始出现农民协会雏形，反抗地主压迫、苛捐杂税。但雁鹅湖还在沉睡中没有觉醒。

1922年春天，二弟舒次生出生了；1924年秋天，三弟舒长生也来了；1926年冬天，最小的弟弟舒后生呱呱坠地。四个男娃挤在一间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像四棵在石缝里顽强生长的野草，根生爹娘的腰却越来越弯，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

那几年位于长江以南的江南省遭遇了多次重大灾害，其中以洪涝、旱灾和蝗灾最为严重，对民生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1921年长江全流域洪水，江南核心区域均被波及，多地河堤溃决，农田被淹面积超千万亩，大量房屋倒塌，灾民数量达数百万。1928-1930年持续干旱：江南多地连续三年降水偏少，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农作物大面积绝收，直接导致粮食短缺，部分地区出现饥荒。1931年长江特大洪水，这是该时期最严重的洪涝灾害，常宁几乎全域受灾。整个江南省有近 2000万亩农田绝收，大部分区域被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极为惨重，灾后还引发了瘟疫等次生灾害。从1921年到1931年这段时间的大灾后，江南农业大幅减产，民生严重受损，经济陷入困境。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生活更加困顿，民不聊生。

1930年夏天，连着一个月没下雨，根生爹每天天不亮就去村头的井里挑水浇地，挑到太阳落山，肩膀磨得渗血，也只保住了一半地的收成。交完租子，家里只剩下一缸红薯干。根生爹本来就有咳嗽的老毛病，那年冬天又冻又饿，咳嗽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咳着咳着就会咳出带血的痰。根生娘想请个郎中来看，却找不出一个铜板，只能去河边挖些草药，熬成黑乎乎的汤给根生爹喝。可那草药哪里顶用，根生爹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到了年底，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临终前，根生爹拉着根生的手说：“根生，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弟们……别跟刘家硬碰硬，咱庄稼人，活着最要紧。”说完这句话，根生爹的手就垂了下去。

根生爹走后，根生娘的精神垮了大半。1931年春天，一场流感席卷了郭家村，根生娘也没能躲过，发了几天高烧后，并发肺炎，也跟着根生爹去了。那时候根生才十二岁，次生九岁，长生七岁，后生才五岁。四个孩子围着根生娘的遗体，撕心裂肺地哭，却没人来帮忙，村里人家家都穷，自顾不暇，就算有心，也无力管四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还是邻居王大娘看不过去，把四个孩子搂在身边抹眼泪：“可怜的娃，喝粥咽糠，大娘也要照应着你们。”

可王大娘自己家里也有三个孩子，男人除了租种刘光宗的五亩田，还时不时在外打点短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实在养不起四张额外的嘴。过了半个月，王大娘看着四个孩子越来越瘦，眼窝都陷了进去，实在不忍心，就咬咬牙，带着根生去了村东头的刘青钊、刘光宗家。

刘家是郭家村最大的地主，有500多亩地，还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瓦房、粮仓，甚至还有专门养马的马棚。刘光宗那年已经四十一岁了，已经接替他爹当家，只是王大娘带着根生去的时候他不在家，只有他爹刘青钊在。这年刘青钊已七十一岁，脊背依旧挺得笔直，脸上爬满皱纹，眉峰却依旧凌厉，眼神沉峻。刘青钊比他儿子刘光宗硬气，虽然也霸道，但年纪大了，有时也会动恻隐之心，不如他儿子铁板一块，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佃农死活。他常穿藏青暗纹缎面对襟褂，领口镶着银线窄边，黑绸长裤束着带黄铜扣的牛皮腰带，千层底布鞋一尘不染。看到王大娘带着一个瘦孩进来，就放下茶杯，慢悠悠地问：“什么事？”王大娘陪着笑脸，把根生往前推了推：“刘老爷，这是舒家的根生，想必你也知道，他爹娘都没了，还有三个弟弟，实在活不下去了，您看能不能接接褔，让他们来您家当雇工，他们现在还小，给口饭吃就行，不要工钱。”

刘青钊眯着眼睛打量了根生一会儿，又问：“他那几个弟弟多大了？能干活吗？”“能能能，”王大娘赶紧说，“根生能放牛、割草，他二弟九岁了，也能喂猪、扫地，最小的两个再养两年，也能帮着干活了。”

刘青钊沉默了一会儿，心里打着算盘：四个孩子，虽然小，但只要给口饭吃，就能干活，比雇成年雇工划算多了。而且，这几个孩子，再过几年，都是干活的好劳力，不亏。另外，救他们一命，也算是给自己儿子刘光宗和孙子刘福积点德，一举两得。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行吧，让根生和老二先过来，最小的两个留在你那儿，等能干活了再送来。只管饭，不给工钱。”根生虽然年纪小，但也听出了刘青钊话里的刻薄，不敢说话，他知道，这是他和弟弟们唯一的活路了。

1931年春天，根生开始在刘青钊、刘光宗家当雇工，其时刘青钊已开始颐养天年，基本上不管什么事，大小事都是他儿子刘光宗做主了。根生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先去牛棚把两头牛牵出来，赶到村外的草地上吃草，然后再跟着其他人干农活，一直忙到天黑才能休息。舒次生也进了刘家，每天负责喂猪、扫地，不能停手地干院子里的杂活，还要给刘光宗的老婆端茶倒水。

刘家的饭从来都是分等级的，刘光宗一家人吃的是白米饭、肉包子，还有丰盛的菜肴，而雇工们吃的是掺了糠的馒头，还有不见油星的野菜汤。

根生和次生每天干很多活，却总是吃不饱，常常到了半夜就饿醒，只能喝几口凉水充饥。住的地方就更差了，雇工们都住在院子角落的柴房里，柴房里堆满了柴火，只有一扇小窗户，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根生和舒次生挤在一个稻草堆上，盖着一床破的露棉花的旧棉被，晚上经常被冻醒，只能互相抱着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