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种子种下去之后，阿月每天都要去地里看三遍。

早上天不亮去一遍，看看地是不是干了，有没有被虫子咬了。中午去一遍，看看太阳晒得厉不厉害，要不要搭个棚子遮阴。傍晚再去一遍，浇浇水，拔拔草，蹲在地头跟那些种子说说话。

“你跟它们说什么？”有一次我跟着她去，听到她嘴里念念有词。

“说快长大。”她头也不抬，“我爹说的，种子听得懂人话。你跟它说好话，它就长得好。”

“那你骂它呢？”

“骂它它就死了。”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所以你不能骂。”

“我又没骂。”

“你心里骂也不行。”

我笑了。她瞪了我一眼，继续蹲在地头，跟那些种子说话。

种子种下去之后第八天，第一棵芽冒出来了。

是薄荷。细细的茎，嫩绿的叶子，从土里钻出来，像一根针。

阿月蹲在它面前，看了很久。

“出来了。”她说，声音很轻，像是怕吓着它。

“嗯。”

“真的出来了。”

“嗯。”

她伸出手，想摸一下那片叶子，又缩回去了。

“不能摸。摸了会死。”

“你怎么知道？”

“我爹说的。刚出来的芽，不能碰。碰了就不长了。”

我们蹲在那里，看着那棵小小的芽。它很小，小到风一吹就会倒。但它立在那里，直直的，稳稳的。

阿月的眼睛红了。

“你哭什么？”我问。

“没哭。”她擦了擦眼睛，“风吹的。”

那天晚上，她多煮了一个菜——从山上摘的野菜，用蒜蓉炒了，很香。

“庆祝一下。”她说。

“庆祝什么？”

“庆祝发芽。”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第一棵芽出来了，后面的就快了。”

“你怎么知道？”

“我爹说的。第一棵最难，出来了，后面的就跟着来了。”

她说的没错。第二天，地里冒出了十几棵芽。第三天，几十棵。一个星期之后，整块地都绿了。

薄荷长得最快，叶子舒展开来，一片一片的，嫩绿嫩绿的。板蓝根慢一些，但也在长，叶子是深绿色的，比薄荷厚。金银花最慢，才冒出几根细细的藤，缠在阿月搭的竹架上。

阿月每天在地里忙活，从早到晚，不觉得累。我跟着她，学会了浇水、施肥、搭架子、捉虫子。她的手上有新茧，我手上也有。她的手是黄的，我的手也是黄的。

有一天，她站在地头，看着那片绿油油的草药，突然说了一句话。

“天明，你说，我爹看到了吗？”

“看到了。”我说，“他一定看到了。”

她笑了笑，没有再说。

二

汤姆从曼谷来了。

他是骑摩托车来的，风尘仆仆，花衬衫上全是土。到茶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沈叔给他倒了杯茶，他一口喝干，又要了一杯。

“曼谷到清莱，骑了六个小时。”他把帽子摘下来，扇着风，“热死了。”

“你怎么不坐车？”沈叔问。

“坐车太慢。我有急事。”他看着我，“天明，稿子的事，出大事了。”

我的心提了起来。

“什么大事？”

“你那篇稿子，全世界都在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四十多家报纸用了。美国议会有人点名批评泰国政府，说他们纵容鸦片贸易。”

“然后呢？”

“然后——”他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是英文的，头版头条用大号字印着：“泰国外交部否认纵容鸦片贸易指控”。

“泰国政府否认了？”

“否认了。但事情没完。”他把报纸收起来，“美国那边有人在推动一项议案，要削减对泰国的援助，除非泰国政府在禁毒上做出实质性动作。”

我坐在那里，消化着这些信息。

“那魏三呢？”

“魏三——”汤姆压低声音，“魏三的生意最近不好做。海关查得严了，警察也盯得紧。他丢了几批货，损失不小。”

“他知道是你写的吗？”

“知道。稿子上有我的名字。”汤姆看着我，“也有你的。”

“我的？你不是用合众社的名义发的吗？”

“稿子是我写的，但素材是你的。我在文末注明了——‘本文基于林天明的调查报道’。”他看着我，“天明，你出名了。”

“我不要出名。”

“你已经出名了。”他从包里又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纽约时报》的邀请函。他们想请你写一篇专栏，关于金三角的。”

我看着那张纸，没有接。

“汤姆，我现在不能走。”

“我知道。你要种草药。”他把邀请函放在桌上，“但你可以写。在这里写。写好了寄给我，我帮你翻译，帮你发。”

“写什么？”

“写你想写的。山民，罂粟，草药，什么都行。”他看着我，“天明，你现在有话语权了。你的文章，全世界都能看到。”

我沉默了一会儿。

“汤姆，你觉得我该写吗？”

“当然该写。”他毫不犹豫地说，“你以为你种几棵草药就能改变什么？草药能救几个人？但你的文章，能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能让更多的人来帮忙。”

他说得有道理。但我想起阿月说的话——“知道了又怎样？”

“汤姆，你有没有想过，文章发了，有人看到了，然后呢？他们真的会来帮忙吗？”

“会的。”他说，“不是所有人都会来，但总有人会来。一个也好，两个也好。总比没有强。”

我拿起那张邀请函，看了看。

“我写。”

“好。”汤姆笑了，“我就知道你会写。”

三

那天晚上，汤姆在茶馆住下了。

沈叔给他收拾了一间房，就在我原来住的那间隔壁。汤姆把包放下，洗了脸，换了件干净衬衫，说要上山去看看阿月的草药园。

“现在？天都快黑了。”沈叔说。

“怕什么。有路就行。”他看着我和阿月，“你们不陪我去？”

阿月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

我们三个人——我、阿月、汤姆——一起上山。汤姆走得很慢，比沈叔还慢。他穿了一双皮鞋，在山路上走得歪歪扭扭的，好几次差点摔倒。

“你就不能穿双合适的鞋？”我说。

“我就带了这双。”他扶着树干，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我以为你们这里都是水泥路。”

“水泥路？你想多了。”

阿月在前面走，步子很快。她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眼，眼睛里带着笑。

“快点，天要黑了。”

到了草药园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但月光很好，照在地里，那些草药在月光下泛着银光。

汤姆蹲在地头，看着那些草药，看了很久。

“这些都是你们种的？”

“嗯。”阿月说，“薄荷，板蓝根，金银花。”

“种了多久？”

“快一个月了。”

汤姆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阿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种草药。”阿月说。

“不。”汤姆看着她，“你在做一件大事。你在告诉全世界，山民可以不种罂粟。可以种别的东西。”

阿月没有说话。

“我要把这个写下来。”汤姆说，“写你的草药园。写山民的希望。写金三角的另一面。”

“写了有什么用？”阿月问。

“写了，就会有人看到。看到了，就会有人来帮忙。”汤姆看着她，“阿月，你不相信有人会来帮忙吗？”

阿月沉默了一会儿。

“我爹等了一辈子，没有人来。”她说。

“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爹。”汤姆说，“现在不一样了。有我和天明在，我们会让全世界都知道。”

阿月看了看汤姆，又看了看我。

“你们真的相信？”

“相信。”我说。

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薄荷的叶子。叶子已经长得很好了，肥肥的，厚厚的，在月光下泛着光。

“那你们写吧。”她说，“写了，也许真的有人会来。”

四

汤姆在美斯乐待了两天。

第一天，他跟我上山，把阿月的草药园拍了个遍。他用的相机比我好，拍出来的照片也比我好。他蹲在地里，趴在地上，爬到树上，就为了拍一张好照片。

“你是记者还是摄影师？”我问他。

“都是。”他按着快门，“好的报道，要有好的照片。光有文字不够。”

第二天，他去了阿卡家。

阿卡正在地里干活。今年罂粟收成不错，但价钱不好。魏三的人把收购价压到了八百铢一公斤，比去年少了三成。

汤姆蹲在田埂上，跟阿卡聊了很久。阿卡不会说泰语，也不会说英语，全靠阿月翻译。汤姆问了很多问题——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钱，够不够吃，孩子上不上学。

阿卡一一回答。说到阿珠上学的事，他的眼睛暗了一下。

“镇上没有学校。最近的学校在清莱，太远了。而且，上不起。”

汤姆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临走的时候，他给了阿卡五百铢。

“给孩子买点吃的。”他说。

阿卡不收。阿月说了几句，他才接过去，低着头，说了声谢谢。

汤姆走的那天早上，阿月给他包了一包草药。

“薄荷。泡水喝。提神的。”她把草药塞进他的包里，“你路上骑那么远，别睡着了。”

汤姆笑了。“阿月，你比天明细心多了。”

“他粗心。”阿月看了我一眼，“什么都粗心。”

“喂——”我说。

“你看，连自己粗心都不知道。”阿月笑了。

汤姆骑上摩托车，发动了引擎。

“天明，稿子写好了寄给我。别拖。”

“知道了。”

“阿月，草药长好了告诉我。我来拍照。”

“好。”

他挥了挥手，骑着摩托车冲下了山坡。花衬衫在风里飘着，像一个花花绿绿的旗子。

我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尘土里。

“你这个朋友，是个好人。”阿月说。

“嗯。”

“就是有点疯。”

“嗯。”

“跟你一样。”

“我哪里疯了？”

“你不疯？”她看着我，“一个曼谷来的记者，跑到山里种草药。还不疯？”

“我不是来种草药的。”我说。

“那你来做什么的？”

“来——”我顿了顿，“来陪你的。”

她的脸红了。她转身走回屋里，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口，笑了。

五

汤姆走了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每天天不亮起来，上山干活。浇水，施肥，搭架子，捉虫子。草药长得很快，薄荷已经可以收了，板蓝根也长到了膝盖高，金银花的藤爬满了架子，开着白色的小花。

阿月说，薄荷可以拿到镇上去卖。清莱的中药店收，一斤能卖五十铢。

“能卖多少斤？”我问。

“这块地，能收五六十斤。”她算了算，“两三千铢。”

两三千铢。不够多，但总比没有强。

“等板蓝根和金银花收了，能卖更多。”她说。

“那明年呢？”

“明年扩大。多种几块地。”她看着我，“你还在吗？”

“在。”我说，“我说过，一辈子帮你种。”

她低下头，没有接话。但我看到她的嘴角翘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们第一次收割薄荷。

阿月用一把小镰刀，一把一把地割。我跟着她，把割下来的薄荷扎成捆，放在竹篓里。薄荷的味道很浓，呛得我直打喷嚏。

“你过敏？”阿月问。

“不是。太呛了。”

她笑了。“习惯了就好。我小时候也不习惯，打喷嚏打了一个月。”

我们把薄荷背下山，晾在茶馆的院子里。沈叔帮忙铺了竹席，把薄荷摊开，让太阳晒。

“晒干了就能卖了。”沈叔说，“干薄荷比新鲜的贵。一斤能卖一百铢。”

“那这些能卖多少？”我问。

“晒干了大概十来斤。一千多铢。”他看了看那些薄荷，“不错。第一次收，能有这个数，不错了。”

阿月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晾在竹席上的薄荷，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

不是高兴，不是得意，是一种安安静静的满足。

“阿月。”我叫她。

“嗯？”

“你在想什么？”

“在想我爹。”她说，“他要是看到这些，一定很高兴。”

“他看到了。”我说。

她看着我，笑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

“因为我每次都这么想。”

风吹过来，薄荷的味道弥漫在院子里，清清凉凉的。

六

薄荷晒干之后，阿月包了三包，让我带去清莱。

“一包给陈老板，问他要不要。一包给汤姆，让他尝尝。一包——”她顿了顿，“一包你自己留着。泡水喝。提神。”

“我不需要提神。”

“你需要。你晚上写稿子写到半夜，白天还要干活。不提神怎么行。”

我接过那包薄荷，放在包里。

“阿月，你不跟我去？”

“不去。地里还有活。”她低下头，“你去吧。早去早回。”

我骑上摩托车，下山去清莱。

到清莱的时候，是中午。我先去了陈老板的药店。

陈老板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到我进来，抬起头。

“林天明？好久不见。”

“陈老板，给你带了些东西。”

我把薄荷拿出来，放在柜台上。

陈老板打开包，看了看，闻了闻。

“好薄荷。哪里来的？”

“山里。我自己种的。”

“你自己种的？”他看了我一眼，“你不是记者吗？怎么种起草药来了？”

“帮朋友种的。”

他把薄荷放在鼻子下面，又闻了闻。

“多少钱一斤？”

“干的，一百铢。”

“贵了。市面上才八十。”

“市面上的是陈货。这是新货。你看这颜色，这香味。”

陈老板笑了。

“行。一百就一百。你有多少？”

“这次不多。十来斤。以后会多。”

“行。有多少我要多少。”他把薄荷收好，从抽屉里数出一千二百铢，递给我，“先付这些。下次带来了再付。”

我接过钱，数了数，放进口袋里。

“陈老板，还有一件事。”

“什么？”

“我那个朋友，想种更多的草药。板蓝根，金银花，还有什么好卖的？”

陈老板想了想。

“黄芪，党参，当归。这些好卖。但不好种。你那个朋友懂不懂？”

“懂。她家世代行医。”

“世代行医？”陈老板看了我一眼，“那她知不知道，这些药怎么种？”

“知道。她爹留下的方子里有。”

陈老板点了点头。

“那行。你让她种。种出来了，我收。”他顿了顿，“林天明，你那个朋友，是不是上次买药的那个？”

“是。”

“肺痨那个？”

“那是她爹。她爹走了。”

陈老板沉默了一会儿。

“你下次去的时候，带句话给她。”

“什么话？”

“她爹的方子，要是愿意卖，我可以帮她介绍出版社。”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真的？”

“真的。我认识几个出医药书的人。他们一直在找本地的草药方子。”他看着我，“你让她好好整理。弄好了，我帮你们牵线。”

我从药店出来，站在路边，太阳晒得发晕，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热。

一千二百铢。陈老板要收草药。他还要帮阿月出书。

我骑上摩托车，往美斯乐开。

风从耳边吹过，带着薄荷的味道。清清凉凉的。

我要告诉阿月。

她爹的方子，可以印成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