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迁往兰州

户口终于从山东老家迁到了兰州，可那时候已经没有一开始的喜悦了。

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有没有户口都能在市场上买到粮食。以前是因为有户口才能吃到供应粮，市面上买不到粮食，所以大家都急切地需要户口。如今市场一放开，户口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虽然我跟姐姐、我妈实现了农转非的愿望，但那种喜悦已经不像一开始能转成农转非时那样强烈了。

兰维厂家属院是以小二楼为主体。小二楼总共有 27栋，从东 1栋到东 9栋，还有中 1栋到中 9栋，以及西 1栋到西 9栋。后面又盖了轻工楼——轻工 1号楼、2号楼、3号楼，还有 4号楼。轻工 4号楼住的主要是女职工，1、2、3号楼主要住的是男职工。再后来又加盖了好多 4层、5层的家属楼。

整个厂区职工有三四千人，加上家属的话有一两万人，就构成了以兰维厂为核心的一个小社会。当时在河口南地区，兰维厂是家喻户晓的一家大型厂矿企业，社会福利待遇非常好。

（二）露天电影院

厂子里面没有电影院，是个露天的。支了两个架子可以搭幕布，架子前方有个小房子可以放电影。

当时最高兴的就是每逢要放电影的时候，厂大门口会挂出一个红色的牌子，上面用白色的广告字写着今晚放映的电影名字和放映时间。小时候的《少林寺》呀，包括《清凉寺的钟声》呀，什么《神秘的大佛》呀等等，电影都是在兰维厂的露天电影院看的。

当时看电影最怕刮风和下雨。一刮风，幕布都鼓起来，没法放。再一个下雨，老百姓都跑回家了，看的人也少。有时候为了看电影，我曾经穿着雨衣在电影院里看。

看电影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约上几个小伙伴，搬上几个凳子排到前头，把凳子摆好，之后在家里再给点钱去买瓜子。小时候瓜子曾经卖过 5分钱一茶杯，买上两茶杯瓜子，有的再买上一茶杯炒的蓖麻子。蓖麻子比较小，比较耐吃，瓜子不经吃，一茶杯瓜子吃上一会儿，几个小伙伴分一分就没有了。

夏天的时候还有雪糕卖。一根冰棍两分钱，雪糕的话是 5毛钱，汽水的话是两毛钱。

（三）爸妈的营生

爸爸在兰维厂的机修车间当模型工，干了好多年，后面调到了纺织分厂，因为纺织分厂挣的工资要高一些。

我妈因为是家属没有工作，所以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开始卖豆腐脑和早点，主要是以喝的为主。当时生活比较贫乏，早餐除了牛肉面就是豆腐脑、油条、麻花、豆浆之类的东西，老百姓也没得选，所以早餐生意还算比较红火。我记得我妈卖一碗豆腐脑才一毛钱，就这一毛钱的收入，一直卖到了 1块 5。

我妈卖早点，最担心的是刮风下雨。豆腐脑都做好了，刮风下雨吃的人就少了，有时候就卖不完。卖不完的拿回来做豆腐，我爸的好朋友们没有少吃过我们家的豆腐。做好豆腐之后自家吃不完，就送给亲朋好友去吃。靠这一手，我爸我妈交了不少贴心的朋友。

这些朋友因为我们家是蓝印户口，粮不够吃，经常给我们粮本子，让我们去买粮。也多亏了这些叔叔阿姨们的帮助，才使得我们度过了比较困难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虽然生活物资比较贫乏，但爸妈靠他们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为我和我姐提供了比较丰足的生活条件。

（四）邻里之间

在这些朋友里面，比较要好的有徐叔跟徐姨。徐叔在有机分厂，除了生产 PVC以外，还生产白乳胶。我爸利用在模型车间学到的模型工手艺，用些旧木头板子做些菜板、小板凳，从徐姨那里要些白乳胶来粘合，做了这些菜板和小板凳送给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些叔叔阿姨家里有好吃的，也给我们家里接济一些。

还有一个赵叔，赵叔在有机分厂当钳工，做烤箱呀、做烟筒呀等等，手艺非常好。赵婶是大集体工，在集体车间上班。

还有一个陈大妈，陈大妈年龄比我爸妈大，是厂里面的油漆工。他们家有 4个子女：老大叫陈凯，后面考上了兰州铁道学院，毕业以后在铁路局基建工程处工作，据说后来到哪个公司当了老总；大姐叫尤陈姝，是兰维厂电大毕业的，后面找了个老公也是铁路上的，据说在日本还留过学，后来从兰维厂调到了铁路上去工作；还有二姐、三姐，最后毕业以后都进了兰维厂当工人。

（五）我和姐姐

我姐姐小名叫海英。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姐姐继承了我爸我妈勤劳的基因，在学习上头脑比较笨；而我又继承了我爸我妈头脑比较灵活的基因。所以我跟我姐姐比较起来还是比较鲜明的——我头脑比较灵活，我姐姐比较老实本分。因为学习不好，我姐从小就跟着帮着我妈做家务，帮着我妈做生意。

（六）"你是哪个单位的？"

后来，我跟着父亲到了兰州。

那时候，跟外面的人打交道，一见面人家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说兰维厂的。

三个字说出口，腰杆子就直了。兰维厂是个自成天地的小世界，厂里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电影院，连澡堂子都是厂里修的。厂里的人走到外头，自带一种底气，仿佛"兰维厂"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枚勋章。

可兰维厂的日子也不全是光鲜。

（七）围墙两边

那时候社会上有一股不好的风气，爱打群架。这股风不知怎么就刮进了学校里头，初一的跟初二的打，初三的又联合起来对付初一初二的，校园里隔三差五就闹腾一场。

班里总有那么几个"孩子头"，仗着自己块头大、年级高，专门欺负低年级的同学，动不动就伸手要吃的。校门口有个卖瓜子的小摊儿，炒好的瓜子五分钱一茶杯，沙枣也是五分钱一茶杯。还有一种小吃叫蜂蜜糖，听说是用白糖或者红糖熬成糖稀，熬的过程中放点碱面，让它发起来，吃一口满嘴黑乎乎的酱糖色，甜得齁嗓子。

价格倒不贵，可那些低年级的同学为了讨好高年级的，省吃俭用买些零食送过去，就为了少挨一顿欺负。

那时候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胆气，上学时能顶撞老师，都觉得是极有面子的事。老师们被顶得有时候脸都气青了，可为了维持课堂秩序，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让这些刺头学生出去，不让他们听课。有的老师气急了请家长，可请来了家长也无动于衷。

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大抵就是这个样子。

（八）露天仓库

上初一初二那阵子，我们几个也是无知无畏。兰维厂有个露天仓库，库房里堆着面包铁、铜铁，还有一些电缆线之类的东西。我有个同学叫李朝斌，他爸爸是库房的保管员。放学后我们常常到他爸爸的办公室写作业，写完就在库房里转悠。

那时候有个姓母的同学，年龄比我们大一些，是留级下来的，身上带着些不好的习气。面包铁当时大概两三毛钱一斤，我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抽空就把面包铁从露天仓库的墙里头扔到墙外头，再从库房出来绕到墙外，把铁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

第一次卖了十五六块钱。

十五六块钱是什么概念？我爸那时候拿到手的工资也就七八十块。我们几个半大孩子，一下子挣了他将近四分之一的月薪，那种感觉，简直像发了横财。

（九）茶园子里的下午

拿了钱，周六几个同学就跑到火车站附近的茶园子去。那时候的盖碗茶叫"三炮台"，五毛钱一碗，里面有冰糖、桂圆、红枣和茶叶，水是免费续的，一个盖碗能喝一整个下午。茶园子里还能看录像。

饿了就买个肉夹馍，八毛钱到一块钱一个，饼子才两毛钱。几个人买上几个肉夹馍，再买上几瓶白兰地——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酒叫白兰地。有时候还再买上几个鸡肉罐头，一块儿凑凑数。

就这样，日子浑浑噩噩过到了初二上学期。